导语：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3月19日报道，美国34位人文社会学学者研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正戏剧化地重构人类现实生活方式，改变人们与本国政府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会对社会、政治、卫生、经济、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影响，永久性地改变世界。有关学者认为，一些变化可能让人感到陌生甚至不安，比如一些国家或将保持封闭状态，触摸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禁忌，餐馆营业形式将会发生改变等；但危机也会带来机遇，比如更灵活地运用技术，降低社会极化，重新认识户外活动及其他生活乐趣等。
1.个人行为方式改变。美国乔治敦大学语言学教授坦嫩（Deborah Tannen）认为，疫情过后，人类的行为方式将会发生改变。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随意触摸东西、与他人长期共处一个封闭空间等行为可能会有危险。这种意识对经历过疫情的人来说，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消失。更进一步来说，有人陪伴的舒适感将变得低于独处的舒适感；人们以前怀疑一些事是否有必要在线完成，现在则质疑一些事是否有必要在现实中完成。无法轻松上网的人将在社会竞争中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在线交流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也正因如此，联系变得更加安全。
2.美国新爱国主义。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施拉德（Mark Lawrence Schrad）表示，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身处前线的不是军人，而是医生、护士、老师、公共事业服务人员、小企业主、雇员等。疫情结束后，人们将像对待军人一样向上述人员致敬，为医护人员树立雕像、提供各种优先便利等。美国人最终将重新定义爱国主义，其含义是保障社区健康和生活方式，而不是炸毁别人的社区。美式爱国主义的非军事化，将是世界从这场疫情中获得的好处之一。
3.美国极化趋势减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科尔曼（Peter T. Coleman）认为，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可能使美国摆脱近50年来不断加剧的政治和文化极化趋势，并促使美国改变现有困局，朝着更大程度的种族融合迈进。虽然这听起来很理想化，但有两个理由支持该观点：一是人们面对共同敌人时，会跨过分歧，团结起来。二是社会受到巨大冲击破坏后往往更易融合。在1816-1992年间发生的850场冲突中，有75%以上的冲突因巨大冲击后所出现的稳定状态而结束。考虑到美国社会的分化程度，现在应该是通过重大冲击改变社会的良好契机。
4.回归专业主义。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尼科尔斯（Tom Nichols）表示，近年来美国已变成一个没有专业精神的国家，这是由于在和平、富裕和技术发达的状态下，人们不必再考虑曾经非常关注的事，比如核战争、石油短缺、高失业率、利率飞涨等，恐怖主义也已成为一种名义上的威胁。民粹主义对治理体系和专业主义的冲击已经在大量政府日常工作中得到了体现。疫情危机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改变这种状况：首先，从疫情到来前对学者的冷嘲热讽，再到现在听取医学学者的意见，人们开始重新相信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其次，疫情可能让美国人重新变得严肃，至少重拾“政府应由专业人士执掌”的观念。这足以让公众意识到政府应该能够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而不仅仅是帮助人们宣泄情绪。
5.个人主义被弱化。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认为，这场疫情标志着人们与市场经济社会和超个人主义“浪漫关系”的终结。试想特朗普可能借机宣布暂停11月的总统选举，或是因疫情实施军事管制，这些事情并非完全不可能。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模式已经失败，人们都奉行极致的利己主义，使危机变得更加危险。疫情结束后，美国人或将调整政治方向，并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进行大量新的投资。人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每个人的命运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美国政府不能保证数百万在经济严重衰退中失业的工人获得收入，美国经济及其所支撑的社会秩序将崩溃；如果美国政府不减少或取消学生债务，美国年轻人将无法提升自己，使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降低。疫情将迫使美国人重新思考自己是谁，应该重视什么。
6.新形式的改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劳赫（Jonathan Rauch）认为，当初艾滋病疫情揭示了美国医疗保健系统中的致命缺陷，使人们意识到同性恋群体的权利，也意识到需要保护传统婚姻，并导致美国社会里程碑式的改革。同样，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美国人将回归社区，并重新认识到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同时，美国人肯定会要求对卫生保健系统甚至政府进行重大改革。
7.更健康的数字生活方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与技术社会学教授特克尔（Sherry Turkle）认为，疫情使人们思考能够用手中的工具创建什么样的网络社区。在疫情要求社会隔离时，发生了一件鼓舞人心的事，大提琴家马友友每天都会举行线上音乐会，演奏一首曲子，并将视频分享到网络上。与此前让人沉溺其中的虚拟游戏不同，现在电子屏幕正成为展示人类慷慨大度和同情心的媒介。人们在询问：“我能真正提供什么？其他人需要什么？”照此发展，电子设备将能更好地体现人本关怀，而这将是此次疫情最重要的一笔“遗产”。
8.远程医疗兴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与健康政策系主任伊曼纽尔（Ezekiel J. Emanuel）表示，疫情将改变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传统模式，远程医疗即将兴起。多年来，远程医疗仅作为辅助手段存在，用于成本控制和提升便利。现在，传统护理环境受到疫情威胁，远程诊疗可能成为主流。这种转变还有利于在未来控制疫情的蔓延。患者可以在家中进行视频诊疗，从而避免使用公交系统，减少与其他病毒携带者的接触机会。
9.政府成为大型制药公司。美国罗斯福研究所副总裁斯特林（Steph Sterling）表示，此次疫情暴露出美国在开发、研究和生产药品与疫苗上的问题，即现行市场体系昂贵且低效，私营制药公司在确保盈利之前，根本不会考虑为未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需要去研发疫苗或制定对策，而当需要疫苗和药物防止大规模疫情时为时已晚。此外，原料药供应链脆弱，加上公众对药物专利滥用的愤怒，限制了新疗法的开发。这将促使美国两党达成新的共识，即公共部门必须对药品研发和生产负有更积极和直接的责任；政府将采取更有效、更具弹性的市场激励措施，替代过去40年失败的做法，以满足国家的基本卫生需求。
10.国会虚拟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艺术与科学实践副教授扎克曼（Ethan Zuckerman）认为，疫情迫使许多实体机构虚拟化，美国国会将极大地受益于这一变革。随着两名国会议员感染新冠病毒，在众议院开会已不是明智之举，这是国会议员永久返回其选区并开始虚拟立法的好时机。此举不仅在疫情防控上是必要的，而且还能让议员更接近其所代表的选民，更便于获取当地居民的观点和问题；虚拟国会将难以游说，游说者无休止地在华盛顿举行政党会、招待会的现象将不复存在；由于不在一处，党派对议员的控制也可能放松。从长远来看，虚拟化国会还可能有助于解决当代众议院存在的重大问题，即议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与扩大。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众议院的规模就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意味着，一名众议员所代表的选民达77万人，而不是建国时要求的3万人。如果国会确实能够使用21世纪的技术更好地完成工作，那么也许美国可以将议员比例恢复到华盛顿所规定的30000：1。
11.政府重拾声望。美国马里兰大学科利奇帕克分校政府和政治学副教授梅森（Lilliana Mason）认为，疫情出现后，里根时代所形成的政府负面形象将不再被广泛接受。这次疫情表明，运转良好的政府对于健康的社会至关重要。美国人再听到“我来自政府，为您提供帮助”这句话时，不会再觉得恐惧。实际上，这是大多数人现在迫切希望听到的。为政府工作而产生的爱国荣誉感将会重生。
12.恢复传统治理方式。美国《纽约时报》前首席评论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表示，人们会认识到，政府机构必须配备学者，而不是政治效忠者，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流程，以基础科学、历史、地缘政治等为基础做出决定。美国需要抛弃“美国优先”，重返多边外交，并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时，与盟国及对手共同合作的必要性。最重要的是，公众信任对于治理至关重要，而信任取决于说实话。
13.大政府卷土重来。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奥玛拉（Margaret O’Mara）认为，与疫情的斗争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在民众中的曝光率大大超过以往，大政府在人们生活和健康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还可以看到，近40年来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减少以及公共专业知识的流失带来了致命后果。美国政府日前迅速通过了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这不仅反映出美国需要大政府来摆脱这场危机，而且疫情过后，美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明智的大政府。
14.产生更强大的美国国内产业链。美国罗斯福研究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塔克（Todd N. Tucker）认为，这场风暴所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和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限制美国进入正常的产业链。由于缺乏本土生产各种产品的能力，美国政府灵活应对威胁的能力被削弱。未来几年，预计两党政客、学者和外交官会支持以下观点，即政府在建立国内产业链过程中将发挥更大作用，甚至能够抵抗国外的贸易冲击，这将是一次重大的重新定位。
15.美国不平等差距扩大。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和社会学教授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表示，在美国，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主题通常是，占人口比例1%的极富人群与占人口比例99%的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疫情将进一步拉大最富有的20%的人和其余80%的人之间的差距。近几十年，最富有的20%的美国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其他人。在这场疫情危机中，他们大多数人仍有稳定收入，可以依靠网络让必需品送到家中。而其余80%的人，面对疫情缺乏经济缓冲能力，许多人会因失业和家庭负担加重而苦苦挣扎。他们更有可能是单亲或单收入家庭，在家远程工作能力较弱，或是在服务部门工作，面临与病毒接触的更大危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孩子无法在家接受教育，家庭可能也因位于偏远地区而没有高速互联网接入。
上述人文社会学者大多属于自由派，其想法带有一定主观色彩，但依然能给我们良多启示。
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判断是，美国可能会在疫情过后逐步构建起更加专业化的大政府治理模式。出于抗击疫情的需要，美国社会必须实现某种程度的集中。这在思想上要求个体对此前所奉行的传统个人主义观念进行相应调整，并更多地让渡个人权利；而在经济上，则要求那些控制着产业链和市场规则的商业资本，放弃此前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取的部分既得利益。尽管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有冲突，但在政治大框架保持稳定不变的前提下亦会有妥协。而作为权利让渡和利益牺牲的回报，民众和私人资本也将要求政府组建更加专业化的行政团队，形成更具领导力的决策层。
短期看，今年年底的美国总统选举肯定会受到疫情及其引发的观念变化的影响。如果选举投票时疫情还未结束，多数美国人可能更加倾向于确保现政府的稳定，以便更好地应对危机，甚至有可能会同意推迟投票。如果疫情在七、八月前结束，美国民众很可能以疫情应对为参照，重新审视特朗普的执政能力和现有体制的问题，并在医疗、医保、教育、分配等方面提出需求或不满，而且大概率不会再支持特朗普连任。如果美国在选举投票前不久宣布疫情结束，而特朗普的表现又不是太糟糕，那么美国选民的态度将可能产生巨大分歧。
长期看，如果美国真的朝着“专业化的大政府治理模式”的方向发展，那么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将出现，美国将拥有一支更加庞大而专业的治理团队，对制造业产业链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将更大、更快，并会创造出更多以高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商业机会。这样的美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试图改良全球化机制的、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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