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政与否，生死之别

2020年04月17日

☉ 本文部分根据4月12日彭博社文章《病毒应该让西方警醒》（The Virus Should Wake Up the West）编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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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美国彭博社近日发表题为《病毒应该让西方警醒》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彭博社总编约翰·米克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和《经济学人》专栏作家阿德里安·伍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文章强调，国家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公民，但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表明，美国和欧洲的治理体系已无法承担这一职责。西方治理体系必须展开自我革新进程，否则将在“后新冠时代”的挑战中让出世界的领导地位。

3月2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厦外，街道空空荡荡不见行人。

（图片来源：新华网）

1651年，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出版《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他认为，公民应通过契约将个人自由让渡给可以为其提供保护的统治者；而国家的合法性则取决于能否履行契约，确保公民安全。这种与公民缔约的国家就称为“利维坦”。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因为当时欧洲各国国王仍以“君权神授”来解释其统治的合法性。霍布斯的观点在此次疫情中得以证实。很多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恐惧中，将包括出行自由在内的个人权利让渡给了“利维坦”。疫情使政府被赋予更多的权力，也凸显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是否拥有良好的医疗服务、称职的官僚体系、良好的财政状况等成为抗击疫情的关键因素。善政与否，生死之别。

在霍布斯生活的年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大的城市、最强大的海军和最先进的公务员制度，政府官员都是通过严苛的考试筛选出的学者文官。但之后西方世界经历了一系列由国家竞争和思想变革引发的革命，逐渐掌握了政府治理的艺术并超越中国，统治世界近400年。

纵观世界历史，西方国家经历了三次由新思想、新技术和新威胁引发的革命。在霍布斯等人思想促动下发生的第一次革命中，欧洲诞生了相互竞争的现代民族国家，欧洲君主制国家在加强控制本国封建贵族的同时进行对外扩张，与别国争夺霸主地位。欧洲人为争夺统治权进行的战争促使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并推动了西方政府体系的革新。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美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人认为，国家应摒弃腐败的君主制特权、强调自由主义效率，支持诸如铁路、电报等新技术的发展。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凭借高效技术，通过征服、利诱和殖民等方式，使一个岛国成功统治了世界四分之三的地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认为，高效的小政府完全有可能实现，但这一理念却被现代西方国家抛弃。第三次革命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当代西方国家的福利社会体系奠定了基础。此次革命的口号是“安全”，只不过不同于从前的“反内战、反瘟疫”，此次呼吁实现“安全”的目的是反对混乱、贫困和不平等。第三次革命的驱动力是大规模生产、内燃机和电气化等新技术的发展、关于社会公正的“左翼”新思想萌发，以及德国统一和崛起带来的新威胁等。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许多人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确保公民获得更多权益。但在经历了越南战争和能源危机这两场灾难后，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开始减弱，政策制定者也开始求助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哈耶克（F.A. Hayek）等强调市场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受此影响，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和美国的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开始着手改变福利社会体系。国家收走的一部分权力被适当归还给私人，税收也有所削减。然而，现在西方政府却比以前更加臃肿，政府运行费用约占GDP的40%，而20世纪初这一比例约为10%。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政府监管机制冗杂繁琐，比如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要当理发师必须要获得执照，欧洲国家更是绕不过欧盟的繁文缛节。

当前，西方国家思想对立日趋激烈。纳税人认为税收过高，而享受政府服务的人又认为政府给予的太少。国家承诺的越多，负担就越重，人民怨气也更深，不管政府是“收”还是“放”都不能缓解人民的不满情绪。现在西方社会“左”和“右”的思想都陷入了迷途，如美国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英国前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等现代左翼势力在教育问题上更倾向于保护教师工会，而非教育未能惠及的穷人；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右翼思想家则早已被资本出卖。美国共和党嘴上说要缩小政府规模，背地里却向华尔街大肆提供补贴。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浮现出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机制和职能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最直观的例子是，现代美国学校的校历依然保留着农业经济时代的设计，沿袭漫长的暑假制度，因为那时的学生需要帮助父母收割农产品。此外，尽管农业仅占美国GDP的2%，但在美国联邦政府中农业部仍是一个庞然大物。

疫情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社会治理具有优势”的质疑。每个人只需自问，如今在哪里会感觉更安全，纽约和伦敦？还是新加坡和首尔？亚洲正在追赶西方世界，一些较小的国家甚至已经赶超西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一直认真地建设政府治理体系，而西方世界的整个治理体系却日益僵化。

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活力已落后于私营部门数十年，疫情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如果西方国家政府对危机做出有价值的应对措施，就有机会扭转数十年来的下滑趋势，但如果在亚洲治理体系持续革新的过程中，西方政府除了恐惧以外毫无作为，那么全球就更有可能建立起以亚洲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早在15年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政府治理能力是争取国际优势的重要因素，尽管西方国家在这方面趋于落后，却未能采取正确的应对行动。西方国家本应通过政府现代化、搁置观念争议、实施类似新加坡的机构精简来应对中国崛起，但部分西方国家领袖却背道而驰，采用了大政府下的民粹主义理念。疫情下，西方政府的问题暴露无遗，得到公民让渡权力的“利维坦”过度紧张、效率低下。欧美各国普遍缺乏病毒检测工具和医疗防护用品，而且政府在疫情早期浪费了大量时间，无所作为，只等央行印钞来解燃眉之急。东欧部分国家的领导人则试图借疫情危机加强个人集权。但同时也有表现出色的国家，在疫情处理方面，丹麦对政府职能进行反思和重建，德国延续了良好的政府传统。

在西方治理能力萎缩的同时，亚洲正在逐渐成为未来的希望。对比亚洲和西方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西方应该加以警惕。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应对措施都出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最初的混乱过后，中国政府的处置措施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禁止国内人员流动，关闭大多数日常活动场所，领导人作为行动核心指挥疫情应对工作，甚至亲赴疫区。中国已与数十个国家分享了抗疫经验和信息，向这些国家派遣医疗队并运送医疗设备。

如今已经没有人会说西方在疫情的应对过程中发挥了“软实力”。除德国等少数表现良好的国家外，欧洲大部分地区陷入困境。而“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的处境更是堪忧，尤其是考虑到美国还得到了两个月疫情缓冲期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看出，特朗普非常规的领导风格极其不适用于应对疫情危机的要求。但平心而论，美国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现并非特朗普一人之过，美国许多重要政府机构过分臃肿且机能设置落后，其中卫生保健部门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保健系统，而此次疫情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却高居世界第一，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以协调各州的指挥协同机制，不重视初级卫生体系，过于关注高度专业化的药物研发，忽视基本检测和治疗手段等。

2020年3月25日，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医疗中心，人们排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图片来源：新华社）

疫情危机中最值得思考的两点教训其实很少被公开讨论，即政府机构效率和治理总体目标。西方需要全面的政府现代化构想和新的治理理论。即使无法提出另一个霍布斯理论，也可以通过借鉴自农业时代以来的三次政府治理革命经验重整治理体系，即通过更有效的技术利用，向全球公共和私营部门学习实操经验，最终抛弃过时的统治思维。

其一，技术为先。本次疫情处理得当的国家都是技术利用得最好的国家。尽管这会涉及有关个人自由的深刻问题，但基于霍布斯理论，当前要求人民对政府做出让步，以换取公共安全的提升，这似乎并不难接受。

其二，对疫情危机做出良好反应的政府都善于学习和借鉴过往历史。西方公共部门最大的失败就是无法复制别国的成功经验。西欧和北美国家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多优秀的治理模式，比如北欧国家的退休金改革方案、德国的青年职业培训措施等。

其三，疫情最终可能引发新的改革，各国政府会遇到两种相互矛盾的压力。一方面各国必须改善社会福利体系，尤其是医疗保健和社会护理系统，以便能够应对以后的类似疫情；另一方面，各国还必须在公共债务激增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平衡账目，这会迫使西方国家掌握权力的富人重新考虑与底层民众的关系。

上述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即便如此，国家也必须前进。西方需要解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回避的重大问题：国家治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疫情危机强烈地提醒着人们，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定义的国家基本职能：为公民提供保护。如今，霍布斯的思想不仅意味着杜绝公民陷入为追逐权力相互杀戮的“丛林状态”，还意味着要提供适当的公共卫生保健和福利制度。

与病毒的斗争必须以集体为单位，但是不受限制的集体主义会挤压个人自由，抑制创造力。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制度上予以规避，是西方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要发挥这种优势就必须翦除特权和腐败，这也是西方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必然涉及的内容。西方特权阶层，特别是以跨国资本代理形式出现的政治阶层，越来越像19世纪自由主义者所指责的“旧腐败”。

西方世界在过去400年中总结出的成功规律是，只要一切走到了绝望的边缘就能绝地逢生，实现自我复兴。当前，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是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

太和微评

这篇文章较为客观地探讨了疫情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在治理体系方面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检讨远比现在美国政界风靡一时的“甩锅”言行高明且深刻。尽管该文承认中国在疫情应对中所体现的治理能力比过去有明显进步，胜过美国政府此次应对疫情的表现，但作者依旧抱有偏见地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终究在制度上更加优越，“民主胜过专制”。对此我们只能说，也许西方很清楚他们所说的“民主”为何意，但却根本不了解中国当下的治理方式有其深刻的民族性根源。这种理念上的差异也正是中美乃至东西方对话缺乏共同认知基础的原因所在。在此之上，美国精英阶层面对治理困境和中美实力对比变化所产生的焦虑，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交流互鉴的难度。

同时也不可否认，美国在国家治理方面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文章揭示的驱动西方治理体系三次变革的动力，就很具启示意义，即技术为先、思想带动和体制改革。某种意义上说，这三要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一直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而未来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也仍然绕不过这三个要素。

“后新冠时代”将是一个更加激荡的变革时代。美西方此次应对疫情的失败并不能反证我们的“完美”与“先进”。要想真正变得“完美”与“先进”，首先应看到自身的“缺陷”与“落后”，否则，我们也将会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