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后新冠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将进一步调整变化,数字经济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如何把握“智能物联网”演进趋势,加速构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促进数字经济实现优质高效发展,已经成为亟需思考和解答的一个现实课题。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当今世界,5G、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气势如虹。这些新技术正在融合发展、跨界应用,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推动各行各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全球目前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之中,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正在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渗透,世界正在进入以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智能主导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
与此同时,目前全球正在持续开展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行动也进一步印证了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的巨大威力和广阔前景。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的有效使用,不仅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具有极大助力作用,而且还成功拓展了信息消费的新空间、新模式,进而坚定了社会各界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信心。全球数字经济的大潮已经开启,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从提升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辅助角色上升到了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位置,并快速演变成为基础创新和创造的赋能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会重塑世界发展格局和人类社会面貌。
数字经济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一种新的方法论,即“数据驱动方法”。这种方法不需要进行主观假设,只要数据量足够,即使不知道原因,依然能够从大量数据中直接找到答案。因此,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驱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让“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这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范式。
人们时常将数据比作“21世纪的石油”,但数据与石油等传统资源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别,是数据可复制、可共享,能够无限增长和供给,而且越用越多、越用越有价值。数字经济时代,谁能更多更好地搜集和利用数据,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数字化”知识和信息,更快更好地解决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而促进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推动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时代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利用计算机、手机、可穿戴设备等进行网络连接和信息分享,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智能物联网时代将是“以人和物为中心”,感知并连接一切有价值的对象,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连接与互动。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未来每个人身边的家用电器、每家企业的生产设备、每座城市的基础设施都可能被连入互联网络。根据目前的全球科技发展趋势预判,未来20年,网络、计算、智能将实现融合发展,进而创造出一个“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的“智能物联网”时代,形成一个“万物智联”的智能社会。
数字经济时代,人们将依托智能物联网,利用虚拟数字世界寻找新方法,去解决现实物理世界的问题。通过智能物联网,人们可以不断感知物理世界并获得数据,并在数字世界进行分析,形成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然后再返回物理世界实现想要达成的目标,从而不断加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时代,人们将以数据信息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和人才流,进而促进商业创新、支持前沿应用,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
数字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经济”。以往大部分产业,都是西方领航研发并制定规则,中国依托规模和成本优势跟进崛起。但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各国面对的基本是一片科技创新“无人区”,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如何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持续发力,实现“从0到1”的科技创新,进而引爆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是对中国的一个巨大考验。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必须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规划并实施新时代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补上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短板。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制,构建产业链,打造生态圈,加快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提升企业的全球化运营和国际竞争能力。具体方法层面,需利用“数据驱动方法”,加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进程。科技创新的基础是不断积累的经验,利用5G、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的融合跨界应用,能够加速数据搜集、加快数字化知识和信息的生成、缩短经验积累的时间,进而加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进程。同时,还可利用5G、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前沿科技的交叉跨界融合,抢占原始创新的战略高地,激发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2019年6月,中国在G20峰会上签署《大阪数字经济宣言》,并宣布将进一步促进数据自由流动,保持市场开放,实现互利共赢。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信息、思想和知识的跨境流动将会推动更高的生产效率、更优质的创新和更为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在网络规模、人才规模、消费应用场景、工业应用场景等方面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可考虑在部分自贸区试点建设“数字经济特区”,测试信息和数据的全球自由流动,争取在数据信息自由流动、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尽快与世界接轨,实施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吸引全球资本,不断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
传统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等,是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数字经济以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因此,支撑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两大类新型基础设施:一是实现数据感知、连接和交换的网络基础设施,如5G;二是实现数据存储、计算、交互、分析,将数据转化为数字智能的平台基础设施,如数据中心。数字经济时代,5G、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的相互融合与促进,将共同构建一个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平台,各行各业的海量数据都将在这个平台上实现采集、传输、存储、共享、分析和决策,从而创造出大量的数字化知识和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5G、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每一项都可以单独形成一个产业,但是这些技术必须实现融合发展,才能构建起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平台,实现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时,绝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5G只是一个连接技术,其必须和云计算、大数据、AI等其他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融合发展、跨界应用,才能构建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平台。当某一个应用场景中的通信系统对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和连接密度有明确要求,且不便布设线缆时,才需要使用5G,否则完全可以使用4G等其他连接技术。此外,还需要高度重视数据中心建设。数据中心是整个数字行业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是算力的主要载体,其功能是将数据转化为数字化智能,之后通过各种商业模式转化,实现真正的商业价值。应当在国家层面成立专门的大数据管理机构,一是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推动各行业加快数据中心建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制定数据汇聚标准,构建国家层面的大数据平台,形成常态化的大数据汇集机制,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
数字经济是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倍增器”,其不仅能为国家创造巨额财富,更能拉动国家科技、军事、文化、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的迭代发展。谁能引领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谁就能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趋势。
数字经济竞争天生具有网络效应,一旦占据市场优势,很容易出现强者恒强的局面,形成垄断格局。根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价值以网络节点数(用户数)平方的速度增长,联网用户越多,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大。同时,达维多定律也显示,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而其他公司生产的同类新产品只能分享其余的50%。因此,企业必须在本产业中不断更新产品,抢占市场先机,才能保持领先优势。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掌握的数据规模将直接决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ICT领军企业必须走出去,实施全球化战略、开展全球化运营,不断拓展全球服务、争夺全球用户、运用全球数据,充分利用全球配置优势获取规模效应。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各国政府不仅发现了本国移动通信、宽带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不足,还发现了5G、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重要作用。预计疫情过后,数字经济将在全球迎来一个新的建设发展机遇。
中国应以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开放的心态,把握时代机遇,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方面展开务实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应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中国在数字科技、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上的经验,围绕缩小数字鸿沟、数据跨境流通、数据所有权、个人隐私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在增进认同的基础上,构建合作机制,促成合作意向,引领政策导向,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中的话语权。同时,还应开发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和腹地纵深,推动中国ICT企业深度参与有关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推向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真正将数字经济打造成为对外友好交流的新窗口、新桥梁。
规模效益是数字经济的生命。因此,中国ICT核心企业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过程中,还应加强基础研究队伍和技术研发人员的全球配置,建设全球创新与交流平台,汇集全球优秀人才的智慧灵感,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体验和服务,通过全球配置优势获取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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