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法律战研究所（Lawfare Institute）网站5月26日报道，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教授加内什·西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认为，当前美国讨论对华政策时存在10种不同立场和政策主张，其中4种为“鸽派”，6种属于“鹰派”。
“鸽派”对改变中国不太感兴趣，只满足于继续与中国展开有系统的合作，希望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优势为自身带来可靠的巨额利润，具体可细分为以下四类：
（1）“新自由主义鸽派”（neoliberal doves）。该派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尽可能打破国家间经贸壁垒。其中少数人仍认为中国政府将向更自由的市场体系转变，而大多数人则更倾向于认为中国追寻的是全球资本主义而非其他政治目标。该派对地缘经济现实重视不够，经济实力会影响地缘政治，美国不能忽视中国随着经济实力增强而谋求更多地缘政治利益。
（2）“杠杆鸽派”（leverage doves）。该派认为，美国不要幻想摆脱与中国竞合交织的关系，而要接受相互依存，并通过最大限度提高中美相互依存程度，作为约束中国内外政策的一种方式。但该派经常忽略的是，中国正通过加强国内科研、创新和生产，迅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随着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度降低，美国对华拥有的杠杆作用将不可避免地减小，结果导致中美之间出现“不对称依赖状态”，即美国依赖中国，但中国并不依赖美国。
（3）“跨国鸽派”（transnational doves）。该派认为，必须与中国保持接触，以共同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对华强硬政策只会使双方合作的可能性降低。该派无法回答很多问题，比如如果相关举措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中国怎么可能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为什么不将美国的国家产业政策放在优先位置，既大规模扩大国内清洁能源生产，又提高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4）“反战鸽派”（anti-war doves）。该派寻求尽可能降低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减少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该派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该派对“修昔底德陷阱”深感焦虑，担心中美对彼此的恐惧可能呈螺旋式上升，失去控制，并将两国推向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军事冲突。该派需要解释的是，中美竞争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各自拥有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中美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分出了胜负，为什么经济竞争就一定会导致武装冲突？
美国对华“鹰派”人数众多。表面看，其观点似乎完全一致，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对华“鹰派”可以细分为以下6类：
（1）“自由主义鹰派”（liberal hawks）。该派主要关心“人权”问题，憎恨并对抗中国在国内外展开的“反民主行动”。该派寻求优先考虑并反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因为中国正通过所谓的“数字威权主义”，将技术用于国内社会和政治控制，再加上其强大的全球实力，使这场斗争变得异常艰难。
（2）“民族主义鹰派”（nationalist hawks）。该派通过种族角度看待中国带来的挑战，依靠排外言论表达立场。例如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尽管该派成员在美国现政府中有突出的发言权，但在美国外交政策圈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少。
（3）“社团主义鹰派”（corporatist hawks）。该派强调，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并将地缘经济竞争视为未来对华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该派主张应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竞赛中，保护美国大公司。但这种做法存在严重的逻辑和政治问题。首先，许多类似公司与中国并无竞争，只是需要在中国开展业务；其次，不受监管的垄断者不一定具有创新性，也不一定拥有竞争性市场；最后，由于经济力量会变成政治力量，因此这些公司做大后会对美国代议制民主构成威胁。该派观点的危险之处在于，把中美竞争看作中国式“数字威权主义”和美国式“数字寡头政治”之间的竞争，而后者属于科技大亨政府，并非民主政府。
（4）“传统鹰派”（traditional hawks）。该派担心传统的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威权主义”兴起是当今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该派几乎没有考虑中国的经济实力，或者将经济问题抛到一边。但问题是竞争不可能脱离经济，而且中国模式并没有将经济和政治分开，国家与市场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5）“杠杆鹰派”（leverage hawks）。该派目标是让美国拥有足够的力量和影响力，促使中国改变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等做法。与“杠杆鸽派”相反，该派并不强调中美接触，而是强调美国与盟友合作建立一个联盟，对华进行集体制裁，或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以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其改变自身发展方式。该派面临的挑战是，不可能逼中国朝他们想的方向改革，因为中国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中国也会积极努力地减小外界压力。
（6）“韧性鹰派”（resilience hawks）。该派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及其带来的危险，但也同样担心美国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该派认为，美国需要跳出中美对抗的圈子，深化与盟友的接触，建立针对中国的制衡力量，同时追求美国自身经济发展。该派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增强美国的“韧性”和防御能力。该派主张美国应专注于对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竞争、反垄断和监管方面的公共投资，实施促进广泛增长的产业政策。该派面对的核心问题是，确保弹性“民主”、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政策，与美国国内拥有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的个人利益和政治偏好直接冲突。这令该派策略的实施变得异常困难。
西塔拉曼认为，厘清这些子派别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的三个焦点问题：其一，中国是否能改变其做法并加入自由经济秩序。“杠杆鹰派”和“杠杆鸽派”都认为，可以通过外部压力实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但其他派别，尤其是“韧性鹰派”则强烈反对“杠杆派”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真正目的是将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市场经济政策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可以促使中国变革的突破口；数十年来，基于杠杆框架构建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惯常作法，现在需要果断突破。其二，建立对华联盟有没有价值。“杠杆鹰派”“自由主义鹰派”“杠杆鸽派”“新自由主义鸽派”“跨国鸽派”等认为，对华联盟有价值，可以迫使中国改变。但对具体如何构建联盟，各派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联盟的作用是向中国施压，有的主张通过联盟与中国合作，有的主张视情而定。“民族主义鹰派”“传统鹰派”“社团主义鹰派”“韧性鹰派”等则将联盟视为拓展美国实力的方式，而不是让中国改变的方式。其三，经济“鹰派”与其他“鹰派”的观念差距。“杠杆鹰派”“社团主义鹰派”“韧性鹰派”等经济“鹰派”最看重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的风险，其他派别对此关注较少。
据美国《外交学者》杂志（The Diplomat）网站7月16日报道，美国肯塔基大学帕特森外交与国际商务学院（Patterson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e）助理教授罗伯特·法利（Robert Farley）分析当前美国政坛对华“鹰派”与“鸽派”的分布情况，认为不能像冷战时期描述对苏联立场那样，将美国对华立场简单分为强硬派和温和派，或者笼统概括为，一派坚持美国需要采取更具侵略性的姿态，另一派担心对抗性关系造成不利影响。因为这种“二元论”框架掩盖了两个阵营存在共同观点的事实，也不能体现对华“鹰派”和“鸽派”其实可以进一步细分，有些子派别的观念貌似趋同，但在关键政策问题上的意见却完全不同。
法利还表示，美国不了解美籍华人社群对中国的态度。考虑到移民来源的多样性及移民时间跨度广，美籍华人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游说团体，促进中美关系改善，并同时向美国介绍中国政权和中国新移民的情况。对中国不利的是，无论怎么划分，其在美国的朋友相对较少。中国的朋友通常是牵涉跨太平洋商贸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人，他们确实有一定的力量，但在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声量很小。同时，美国对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很敏感，尽管当前极少有美国人希望投入资源去干预上述事务，但其容忍度有限。总的来说，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经济和军事威胁，更有甚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和种族威胁。
西塔拉曼对美国对华政策各个派别立场观点的分析非常值得重视与研究。相关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美国官员、媒体、学者一再宣称美国已就对华战略形成共识，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很多强硬政策和制裁措施并不能迅速落实；也解释了为什么似乎美国学界关于对华政策的分析评论文章很多，但却总让人感觉美国精英阶层根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有质量的辩论。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并未完全形成共识。尽管各个派别都认为美国必须应对中国的挑战，但他们在中国的挑战属于何种性质、美国反制的目标是什么、哪种反制方式更符合美国利益等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目前，属于极少数的“民族主义鹰派”在美国执政当局中居于高位，但他们并未对相关问题作答，比如：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是什么？美国究竟是要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还是要因为这些问题惩罚中国，或是因此而推翻中共政权、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显然，近期蓬佩奥、巴尔等人的讲话更趋向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这个答案又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即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吗？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准备付出多大代价？如何确保美国付出相应代价后就一定可以实现相关目标？而对于这些问题，他们根本回答不了。这自然会导致受众本能地产生警惕，同时也是美国很多极端反华政策无法得到落实的原因。导致第二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除了“民族主义鹰派”具有比较明确的标签化特质外，其他派别还未找到清晰的定位，这就使得在美国内部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中，似乎只有“民族主义鹰派”一种声音。
西塔拉曼对美国对华政策各派别的勾勒很细致，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在全球化时代，各种身份认同和利益取向更加多元细化，基于立场和政策结果进行分类非常复杂且易产生模糊，不利于形成清晰认知。为此，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化繁为简，不从立场和结果维度划分派别，而从行为方式上进行分类。当前美国在对华政策行为上主要有两派：狂热派和理性派。其中，对华狂热派主要是西塔拉曼所说的“民族主义鹰派”，最多包括一小部分“自由主义鹰派”和“传统鹰派”。对华狂热派基于宗教和种族主义理念，将中国视为“异端”，在对华政策上不太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相关政策是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他们以彻底遏制中国发展为目的，恨不得一夜之间把中国公司全部排挤出美国市场，把中国留学生全部赶出美国大学，彻底扫除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并试图推动中美全面“脱钩”，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打压。对华狂热派目前在美国执政当局中的声量较大，但在美国国内也受到巨大的质疑和挑战。他们与中国的矛盾不可调和，没有谈判空间。对于美国对华狂热派，中国除了斗争，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除了“民族主义鹰派”和少部分“自由主义鹰派”及“传统鹰派”，西塔拉曼所说的其他派别和群体基本属于对华理性派。理性派的对华政策出发点还是基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并会考虑相关政策的后果和失控的可能。他们不回避中美竞争，在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一定会对华强硬，但是他们同时也主张对华保持接触与合作，避免中美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华理性派与中国的矛盾是可以通过利益交换来调和化解的，我们需要考虑的无非是对话的时机和盈亏问题。
美国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调整对华政策，2015年，美国就已经就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达成了共识，只是在以何种新政策来替代“接触”政策的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目前，美国对华强硬已是大势所趋，11月美国的选举结果不会对此产生多大影响。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时间因素会慢慢发生作用，不能因目前美国对华狂热派的暂时得势而认为美国在对华问题上集体失智。美国仍是一个具有实用主义理性基础的国家，中国对美国打压遏制的反弹必定会引发美国内部的辩论，那些原本对自身诉求和定位不清晰的派别会逐渐通过理性思考确立更为清晰的立场和政策主张，进而逐渐改变当前狂热派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局面。因此，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对美政策时，还需保持冷静，守住“以斗争促合作”的主线，避免掉入美国对华狂热派的话术语境和行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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