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问题亟需新的政治解决思路

​近期，中印两军边防部队发生45年来[1]罕见的暴力流血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这既是两国老问题与新矛盾相互叠加所致，也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加剧了边界形势的复杂局面，严重伤害了中印两国政治互信和民意基础，为中印关系下一步发展增添了不小的变数。

在中印边境巡逻的中国边防士兵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一直以来，由于边界没有完全划定，中印边防部队总在春夏之交发生纠纷摩擦，客观原因在于青藏高原独特的气候。冬季，青藏高原大雪封山，很多哨所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状态，边界巡逻极为艰难甚至停滞；当夏天到来冰雪融化时，边界巡逻恢复常态，一些双方交叉巡逻的地区就存在发生边界摩擦的隐患。长期以来，此类事件通常在军队一线层面就能得到解决，但这一次，传统对峙最终演变为双方流血冲突事件，令人震惊，也令人痛心。

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以来，中印两国最高领导人为尽快将偏离轨道的中印关系推入正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从武汉到金奈，两次非正式首脑会晤书写了中印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这也是中印关系近两年稳定发展的最大动力。

2020年本是中印建交70周年的重要年份，两国政府此前规划的70项庆祝活动有望将中印关系进一步企稳推高。但今年以来，愈演愈烈的中美战略竞争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安全和经济格局，印度部分精英投机主义心态滋长，对华政策两面性中负的一面不断凸显。华盛顿对新德里的持续诱拉，使得印度对华强硬派势力得到某种程度的心理背书，觉得中国会避免与印度发生冲突，也感觉在边界问题上有机可乘，由此选择在敏感时期、敏感地点修建敏感设施，直接导致此次流血冲突事件。

2019年8月，印度废除宪法370条款，结束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有限自治权，重新绘制了该地区的地图，把这里切割成两个“联邦直辖区”，其中新诞生的“拉达克中央直辖区”通过“地图封疆”，把处于中国实控的阿克赛钦部分地区也划入进去。这一有悖两国政治共识的动作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方的警惕。面对印军在边境地区开工修建基础设施，中国自然要采取反制措施。

当前，中印关系处在各方矛盾最为交织、外部干扰因素最多的“十字关口”：老问题无法化解，新问题接二连三，向上突破动力不足，往下滑落危机四伏。但多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外交和军事部门迄今一直在密切沟通，推动局势不断降温。双方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两个大国尤其是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不战”无疑是最聪明、最理智的选择，两次世界大战的疯狂杀戮足以警示后人。此外，从文化层面看，中印两国文化都是内敛型的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具有侵略性，这从根本上也决定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基本国策。

（图片来源：sputniknews）

中国有句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此次冲突事件，我们不仅要汲取教训，更需要深刻反思。此前，中印都认为即使边界问题未完全解决，两国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可不受影响。但现在看，两国目前都处于国家崛起的上升期，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不可避免，而作为两国互信不足、历史恩怨、民族主义情绪的综合载体，在强大的舆论特别是无处不在的自媒体的影响下，边界问题最容易挑动两国社会的敏感神经，对中印关系全局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因此，中印两国应对能否在边界问题上找到新的政治解决思路有更强的紧迫感。比如，在部分没有人烟、自然地貌特征不明显的地方，是否可用“实控区”概念取代“实控线”；又比如，两国今后在部分不涉及人口调整的争议区划界问题上，是否可超越传统“边界线”的模式，采取划定“边界带”的做法。

作为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两大文明国家和重要邻国，应该有战略智慧和勇气去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被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更不能被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所干扰。回顾70年的历史，中印两国最终都无法忽略对方，不可能一直处于敌视状态。从1962年边界冲突到1979年关系解冻，从1998年印度核试验到2000年高层访问恢复，从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到2018年武汉会晤，国际形势的快速发展往往让中印关系恢复的周期不断缩短，希望这一次转圜的时机能够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