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风险挑战较为集中的一年，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风云突变、乱象环生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集中暴发并蔓延全球，严重干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充分体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变化，世界战略格局深度调整，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重心开始东移。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进入关键阶段和美国加速破坏国际秩序，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两大变量。
美国是一个以输出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天赋使命”的传统型帝国，也是一个以操控国际组织体系与全球治理进程、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粗暴处理对外事务，妄图长期主导世界的霸权主义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经历了“一超独大”在国际舞台上“为所欲为”、遭遇恐怖袭击后在世界各地“征伐无度”、内外矛盾集中爆发陷入“战略恐慌”的三大发展阶段。特朗普入主白宫，是美国陷入“战略恐慌”后各种极端思潮相互作用导致的无奈选择。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全面引爆，社会撕裂；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加速崩塌，全面失序。弃约退群、造谣生事、经济制裁、军事威胁、定点清除，成为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常态化方式。美国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初相比，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左右全球事务的能力今不如昔，但美国在许多领域仍具有很大优势，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当然，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我们也要有足够自信。
目前，全球范围“疫情阻击战”“经济复兴战”“舆论争夺战”如火如荼。大疫当前，美国理应与中国相向而行，摒弃分歧，寻求合作，共战疫情，承担世界大国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但美国政府倒行逆施，竟在本国遭受疫情重创之际，全面恶化中美关系，将两国关系推至非常危险的“准危机”状态。美国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关系更趋紧张，与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北约盟友的关系也变得相当复杂，对世贸组织、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打压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本来就很不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很不稳定的世界安全形势，因美国霸权恶意破坏而岌岌可危。国际社会对美国最终走向何方，充满疑虑和不安。
如果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积极、最活跃为国际社会提供正能量的国家，也是提供正能量最多的国家，那么，美国则是世界大变局中全面威胁人类进步、难以预测的最大破坏性因素。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对华政策转向防范加遏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孤立围堵中国，大家对此有目共睹。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入主白宫后，全面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迅速形成，相关策略和措施接连推出。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要打造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构建一个中国无法参与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和经贸合作新框架，将我国孤立于美国所臆想的新的世界治理体系之外。
特朗普不断威胁要与中方“全面脱钩”，气焰嚣张至极。受此极端思想支配，美方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企业、机构和人员的制裁力度不断加大，抓捕和羁押中方留学人员以及美方对华合作科技精英的手法令人发指。制裁中国金融机构并将中国排挤出国际清算体系，已经提上日程。禁止部分中国公司的APP在美国应用的荒诞决策，也已付诸实施。更为野蛮的是，强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后，美国放出风来要大幅度压缩中国驻美使馆的外交人员数量，进一步驱逐中国在美记者。不言而喻，霸凌至极的特朗普政府已废弃中美间几乎所有的对话平台与沟通机制。双方共同探索出的竞争合作、相辅相成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已被推向制度对抗与战略角逐此生彼长的“亚冷战”状态！
美国霸权扭曲发展导致其亚太政策日趋野蛮，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与部分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进一步凸显。
在东北亚方向，朝鲜半岛局势依然扑朔迷离，南北关系再度趋紧。日韩关系未见改善，中日关系起伏不定，中日韩区域合作推而不动。
在东南亚方向，南海问题个别所谓"声索国”不甘寂寞，借机滋事。美国等域外势力继续插手，导致南海地区战云密布，岛礁主权之争与海洋权益之争可能再次被诉诸国际法庭。虽然仍有国家坚持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经济发展借助中国、安全事务指望美国的二元化政策更加明显。东盟国家近日在南海问题上集体发声，立场严重倒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公开追随美国，加大反华喧嚣，我国与南太国家的总体关系面临考验。
在南亚方向，印度出于地区霸权野心，顽固坚持“武力开疆”旧思维，一方面与巴基斯坦等邻国冲突不断，另一方面不断在中印边境肇事，将两国关系推向战争边缘。在此背景下，印度从抵制“一带一路”倡议、抵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抵制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走向抵制中国商品、抵制中国制造、抵制中国应用软件，严控中方对印投资和人文交流，并与美澳日等国沆瀣一气，共建所谓“印太同盟”，在以邻为壑、与邻为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西部与北部方向，中亚各国、俄罗斯蒙古两国对华关系仍继续保持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良好态势。但个别国家对华友好的民意基础不够坚实，对华政策走向带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合作受到多重因素制约，许多重大项目的落实与实施差强人意。
面对云卷云舒、风雷激荡的国际大环境，以及经纬万端、变幻无定的周边小环境，我们仍然要继续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外交大旗，仍然要继续推介与此相关的新发展观、新利益观、新安全观、新责任观、新合作观和新文明观。我们应当采取切实措施，使国内外公众，特别是国际社会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既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而奋斗，也为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做贡献的建设性力量。对中华民族而言，“国强必霸”是历史的教训和警示，而不是崛起的路径和目标。中国既不想重蹈苏联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历史覆辙，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借助强权政治和军事手段，维持全球领袖地位。
第一，要持之以恒做好对外传播和舆情引导，将国际形象塑造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永远站在公理与正义的一边，永远做勇于担当又善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要因势利导，讲究方法，顺势而为，注意策略，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于西方国家不时出现的反华排华辱华行为和言论，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予以反击或批驳，切不可笼而统之，以偏概全，泛用地缘政治概念，殃及无辜，人为树敌。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对外传播和舆情引导的首要任务，势在必行。
第二，努力推动构建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大国关系，理性看待并妥善处理中美、中俄、中欧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应以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成熟的外交技巧应对中美关系“准危机”。既要有预防不测的避险预案，又要有长期的战略部署，包括军事斗争准备。要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尊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争取以政治手段和谈判方式化解美方与我国“全面脱钩”、将我国排除于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之外、破坏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的险恶图谋。
要充分考虑美欧矛盾越来越表面化、美俄关系持续紧张、欧俄关系无法根本改善等因素，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争取早日缔结中欧投资协定等文件，推动欧盟“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取得新成果。对美国试图构建孤立中国的“多国俱乐部”，要坚决反对。对俄罗斯反对美国威胁其安全和主权，要予以支持和配合。要在地区和全球事务层面，继续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影响力，充分发挥中俄关系对于平衡我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稳定世界秩序的独特作用。
第三，要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将“亲、诚、惠、容”四字方针落到实处。要注意捕捉东北亚局势变化的新机遇，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时争取中日、中韩关系持续改善。要在继续奉行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的同时，积极倡导东北亚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为区域发展合作积累条件。要在深化与东盟友好合作的同时，弱化某些国家经济靠我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外交幻想，化解个别国家与我国争夺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消极影响。要坚决反对美国利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以及南海局势和印太局势，建立反华遏华同盟体系的各种图谋。要在进一步密切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友好国家关系的同时，通过政治对话等方式管控中印边界冲突，力求中印关系不失常态。要在大力推进与俄罗斯、蒙古及中亚各国互利合作的同时，稳定上合组织内部关系。要通过中俄协调协作，带动金砖合作持续发展。要通过不同形式的经济走廊建设，拉近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发展理念，拉紧睦邻友好、安危与共的利益纽带。
第四，要继续恪守不结盟政策，努力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防止某些发展中国家屈从美国压力，成为美反华盟友和别动队。要坚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仍是我们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与人类社会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妥善应对和处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譬如合作伙伴政策多变、诚信不足、工程停滞、安保缺失、债务违约、环境困境、管理混乱等，坚持稳中求进总方针，将数字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电子支付、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经济形态，引入“一带一路”建设全过程。通过拓展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生合作，谋求共同安全，不断扩大和优化全球伙伴关系网。
总而言之，我们要在国际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长期趋紧的新形势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地抵制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多边主义，倡导交流对话，推动合作共赢，支持区域一体化新探索，支持经济全球化新发展，支持不同形式的地区性全球性安全对话，支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体制，支持制定应对共同性挑战的国际新规则新机制，确保祖国统一与全面复兴不被外部因素所打乱，确保我国和平崛起伟大进程不被霸权主义所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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