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看中美经济“脱钩”影响

2020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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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环球网)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周刊网站8月15日刊文讨论中美经济领域全面“脱钩”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可能性,指出特朗普可能只是为了竞选而制造中美经济“脱钩”的声势。但极端反华势力认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机会窗口即将关闭,决心在11月选举前将其变为现实。若任由态势发展,不仅将使中美企业遭受严重损失,全球各国企业也将为此承担高昂成本。

 

文章称,演“双簧”是特朗普执政的基本特点,在他任内,对华鹰派以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鸽派以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为代表,前者试图让中美完全“脱钩”,后者则努力阻止此事,现在全球企业和投资者都在盯着他们的“争宠”竞赛。最近几个月以来,鹰派显然占据了上风,他们说服特朗普的理由是“中国传播的新冠病毒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受损,进而造成特朗普选情一塌糊涂,严重削弱了他连任的机会,因此必须要报复中国”。这套说辞大获成功,特朗普政府因此连续发布针对中国企业的各项打击政策,这也标志着中美之间的“经济战”升级。诚然,特朗普此举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寻求选战中的宣传效果,但其实质后果是巨大的。据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估计,这些“脱钩”政策落实后,未来五年内全球科技企业的损失将达到3.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在中国市场的收入损失、工厂迁出中国的支出和必须遵守中美不同技术标准所带来的成本,这些负担中的很大一部分将落在美国公司身上。

 

那么情况究竟会糟糕到何种程度?首先,一位办理联邦贸易和安全问题案件的美国律师解释说,特朗普针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布的总统令中援引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该法授予总统保护美国免受“异常和特殊威胁”(unusual and extraordinary threat)的权力。但问题在于,这些“威胁”没有明确的定义,鹰派借机肆意扩大其适用范围,以便“在11月选举之前推进该议程”。

 

其次,即使拜登在11月赢得选举,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反华行动也可能难以消除,因为中美商业关系在过去两年中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美国成功推行这一强硬政策从而使两个经济体进一步“脱钩”,中国企业无疑将蒙受损失。一位因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而困在美国的中国科技企业家表示,其美国合伙人仍然期望推进在中国的生意,但律师警告称,中美关系在未来两到三年恐怕都会非常紧张。鉴于美如此武断地制裁部分来自中国的热门社交软件,以至于外界认为“在美国,没有一家外国实体企业是完全安全的”,从中国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风险资本都在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遏制中国资本对美国公司的收购。美国对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实行更严格的审计制度,意味着这些中国公司的资本中有大约1万亿美元“将不得不考虑换个地方”。

 

最后,中国人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美国公司在中国拥有蓬勃发展的业务,在中国创造了约5%的全球销售额。尽管中美贸易局势持续紧张,2020年美国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比2019年依然有所增长。疫情前,耐克在中国的体育用品销售额连续22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通用汽车在中国的汽车销量比在美销量还多,特斯拉明年可能会将其25%-40%的电动汽车放在中国生产。据估算,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资产超过7000亿美元,每年在中国的国内销售额约为5000亿美元。代表美国大公司利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现有16%的企业将中国市场的发展作为“头等战略要务”,83%的企业将中国业务列为“排在前五位的优先事务”,两项指标比2019年都有所增长。换句话说,中美经济“脱钩”将使美国公司失去机会,将中国市场拱手让给欧洲、韩国或日本竞争对手。华尔街也可能因中国公司被强制退市受到冲击。到目前为止,今年美国银行帮助中国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和销售股票的佣金为4.1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近1/4。

 

中美“脱钩”的最大受害者将是美国科技巨头,其中许多都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和中国供应商。从电子零部件到互联网软件再到半导体,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全球规模的1/4以上。比如芯片巨头高通公司就在极力游说美国政府减轻对其大客户华为的制裁,因为其在中国的收入约占其全球收入的2/3;再如,苹果在大中华地区(包括台湾)的收入约占其全球收入的15%,如果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强迫美国公司停止与腾讯的所有交易,那么苹果品牌的电子产品将被迫无法安装微信应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智能手机用户会选择微信而不是苹果,这可能导致全球苹果手机销量下降幅度高达25-30%。而在中国市场上,美国公司的中国竞争对手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名美国大型化学公司高管报告称,虽然该公司尚未失去中国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其中国竞争对手已经在试图说服客户不要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8月15日刊文分析美国是否会动用导致中美经济“脱钩”的“核武器”——禁止中国进入全球支付系统。从理论上说,特朗普政府有三种途径可以达成该目的:一是禁止中国的银行接入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而全球95%的跨国美元交易都通过该渠道完成。二是尝试迫使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将美国认定违规的成员驱逐出去。目前全球范围内有1.1万家银行用SWIFT开展跨境支付。三是可以对中国金融系统实行制裁,威胁任何使用美元的外国或国内金融机构,使其无法继续与遭受制裁的中国实体交易。这些策略已在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和缅甸等与美国贸易往来不多的小经济体身上得到检验,但奥巴马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并未使用该策略制裁俄罗斯。就中国情况而言,每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高达5600亿美元,而且按资产计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都属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之列,拥有大量美元贷款和债务。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这些措施,会比当年制裁俄罗斯更让世界感到担忧。

 

如果特朗普仍旧一意孤行做此尝试将会发生什么?可以肯定,已遭疫情打击的全球金融市场将受到严重冲击,人民币以及与人民币挂钩的货币都会受到影响,香港为了保持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恐怕会大量消耗其外汇储备,全球资本将涌向黄金。作为回应,中国将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来结算,这是中国于2015年启动的SWIFT替代品,目前在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尚扮演次要角色,但CIPS和人民币未来将获得更高地位。中国将努力说服欧洲等地区的美国盟友,令其确信美国的表现不负责任。中国还将对美国展开报复,可能会关闭对西方银行和公司开放的部分中国国内市场,阻止其涉足基础设施项目,限制美国实体获取由中国控制的自然资源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此外,中国还有一个威慑力很强的武器:出售其持有的1.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这一数额相当于美国未偿还国债总数的4%,不过美国流动性很强的债券市场可能有能力吸收这种冲击,但中国很可能不会这样做。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抛弃美国国债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选择,因为中国无意破坏其货币储备体系的稳定性。文章认为,美国将中国封杀在全球支付系统之外将导致不可想象的后果。

 

(图片来源:sputniknews)

 

太和微评

 

将中国这样一个与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深度融合的庞大经济体“踢出”全球体系,实现中美“脱钩”,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经济学人》等西方主流学术媒体开始认真讨论中美经济全面“脱钩”问题,一方面说明发生各种极端状况的概率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经济界人士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有必要借媒体之口,以“画红线”的方式对美国主政者发出警告。其客观上与中方的风险管控意图不谋而合。

 

西方主流媒体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合理诉求和动机,他们不希望在美国选举之前看到太多不确定性。此前,他们对美国打压中国主要持观望态度,倾向于把一切放到选举后再说,然而形势的发展让他们不得不担心,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反华势力如此“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现状,造成的持久性损伤可能在日后难以弥补。这些发声,固然是对中国相对有利的一种态度,但是在资本的力量真正于政治舞台幕后发挥作用之前,还不能对它们抱有过于美好的幻想。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质决定其具有两面性,部分对全球化持正念的企业家可能不愿看到中美关系全面倒退,但肯定也有部分投机者希望利用不确定性造成的利空来获取高额收益;另一方面,他们目前能直接影响白宫决策的途径非常有限,其抵抗决心与极右势力推动中美全面“脱钩”的强烈意愿不成比例,若能尽量延缓“脱钩”步伐就已是不错的结果。

 

形势越是严峻越不能失去信心,我国还是要坚持立足最坏局面争取最佳结果的基本思路。当前,要做好应对特朗普政府在选举前突然宣布中美经济全面“脱钩”的准备,包括要求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全部退市甚至禁止中国进入全球支付系统。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是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倚仗的最大优势和“终极武器”,极端反华势力肯定想借此尽快与中国展开“决战”,而特朗普自身的赌博心理和美国“理性派”的相对弱势也让形势更加不乐观。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在美苏冷战最激烈时期,美都未曾采用直接军事对抗和终止全球支付两种极端手段中的任何一种。但不排除特朗普采用惯用的交易伎俩,用对方不可能接受的筹码掩护其次要真实意图,威胁并部分突破该“红线”,以图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实现利益最大化。

 

有鉴于此,一是要构筑共同遏制美方走向极端的统一战线。近期,中方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以更多务实举措影响美西方不愿在近期看到中美经济“脱钩”的资本力量,使其改变等待、观望态度,发挥其反“脱钩”的积极作用。二是着眼长远,积极与欧洲就彼此开发的货币支付系统开展互通协作谈判,特别是要重视发挥数字科技发展的革命性作用。三是坚持底线思维。虽然美方突破“红线”的可能性不大,但我国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根据情势变化,我国还可采取适当举措向美清晰传达我方战略决心,防止美方发生误读或故意误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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