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富》全球500强榜单变化看中美竞争

2020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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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环球网）

美国商业杂志《财富》（Fortune）网站近日刊登长篇文章，以该刊最新发布的2020年全球企业500强榜单为切入点分析中美竞争前景，称最新数据表明，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中美竞争正出现标志性变化，这种变化将直接影响中美竞争的烈度和核心领域，而变化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眼下无法断言谁更可能在竞争中胜出。

文章指出，新榜单中中国大陆企业数量为124个，中国台湾企业数量为9个，而美国企业数量为121个。这种变化反映了长期以来的中美经济发展趋势。自2002年以来，榜单上的美国公司数量逐年下降，当时为197家；而自2003年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数量则从最初的11家逐年上升。

榜单变化意义重大，因为中美竞争建立在两国经济实力基础之上。榜单数量第一是否反映该国经济实力位居全球第一呢？若以货币汇率为基准进行比较，美国仍然遥遥领先。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1.4万亿美元，而中国为14.3万亿美元。但是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的GDP为21.4万亿美元，美国为20.5万亿美元，中国略微领先于美国，到2020年双方差距可能已经进一步扩大，并且会在未来继续扩大。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表示，这一经济指数很重要，因为这显示出“谁能制造更多的无人机”或资助更多科研项目。文章称，这种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还使中国成为全球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最大消费市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业和经济学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说：“中国将是各大企业推出新产品的首发市场，中国消费者因而将在产业发展方向上拥有更大发言权。”

基于上述原因和其他因素考虑，美国公司极不愿意离开中国，毕竟任何一家希望保持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都不愿意放弃十多亿越来越富有的消费者。与此同时，很少有公司愿意将中国完全从其供应链中剔除，尽管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警示全球范围内许多公司过于依赖中国供应商，但拥有丰富制造专业知识的中国企业是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此外，如果一家公司完全放弃中国产业链而转到印度和越南等地生产，最后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将变得不那么受欢迎。

文章认为，西方应清醒地看到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但要完全理解中美战略竞争，单凭GDP一项指标来衡量还不够。现在中美冲突的关键领域之所以是技术，是因为这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基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任领导人都把在技术上赶超发达国家作为基本政策。当前，科技也是中美“脱钩”最明显的地方。中美技术战还正朝着许多其他方面展开，例如人工智能、语音识别、面部识别和金融科技等，其中人工智能是最重要的，它相当于其余所有技术进步的“涡轮增压器”。艾利森和一位匿名的美国科技行业领袖在最近合写的一篇文章中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程度要远超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认知。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基础是中国人口数量，其规模是美国的4倍。而在人工智能方面，人才比计算能力重要得多。中国每年有130万名理工科（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生毕业，而美国只有30万；中国每年有18.5万名计算机专业毕业生，而美国仅为6.5万人。在美国，每10名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生中有3名是美国人，2名是中国人。此外，大多数中国博士后最终都将返回祖国。

但是，如果把中国看作一个马上要在经济和技术上压垮美国的强国也不符合事实。仔细观察500强榜单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实力强大，但中美竞争的结果仍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首先，全球500强企业中虽然中国企业数量超过美国，但总体规模较小，中国企业总收入仅占全球500强的25%，而美国企业占30%。其次，绝大多数上榜的中国公司（68%）是国有企业，其并未证明自己的成功是源自开放市场中的充分竞争。诚然，榜单中有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科技巨头，但还有许多诸如煤炭或电力方面的国企，这些公司的性质影响了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实力对比。而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些国企如何变得规模如此庞大？是通过创新、高明的管理和良好的公司治理来实现，还是通过政府的支持和国有银行的“慷慨”贷款来实现的？最后，正如许多人所见，即使中国最终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至少不会在短时期内实现。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表示，如果以2019年名义汇率（Nominal Rate of Exchange）为基础计算GDP，那么中国要到2050年左右才能追平美国。近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刊文预测，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那么中国要追上美国就得等到2090年。这意味着“如今在世的美国人几乎没几个能等到美国跌至世界第二的那一天”。

文章认为，对比中美经济实力，未来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中美一边展开除军事对抗以外的全面对抗，一边还在某些贸易问题上保持互利。比如在液化天然气和农业等大宗商品交易中，中美将像去年一样开展业务。2019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138亿美元的农产品和31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文章提示，当前僵局中，下一个出问题的地方可能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创始人兼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表示，双方当前在每个重要领域的关系都在恶化，那么经贸协议能一直维系到11月的总统选举吗？特朗普可能把更多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即使消费、金融业、农业等行业可能因协议破裂而遭受损失，特朗普也很可能打破协议。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即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定位。政策分析人士一致认为，如果拜登当选总统，中美关系基调在他的领导下将会改变。如果他能为现在的中美紧张关系降温，双方都可以获得谈判空间。欧亚集团分析师表示，拜登也比特朗普更能团结欧亚地区的盟友，建立与中国谈判的统一战线。同时，美国政策可能还会保持对抗性。布雷默称，从政治上讲，两党在对华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的唯一政策问题，就是“应该对中国更强硬”。

文章最后总结说，在中美竞争的方向问题上，当前没有答案。唯一肯定的是，人们将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不论向好或向坏的任何极端情况似乎都是合理的。现在一切事前计划都比较困难，任何赌注都比以往具有更大风险。“在我们所有人的一生中，犯错的余地都会越来越小。”

（图片来源：sputniknews）

太和微评

在当前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双方各自的实力基础如何？中美“脱钩”和激烈竞争会给世界带来哪些风险？后续会如何演进？抛开其鲜明的国家和资本立场，美国《财富》杂志这篇文章不乏客观中肯的分析，从中我们能得到不少有益启示。其一，中美经济实力对比，既不像美国极端反华势力所鼓吹的那样，中国不堪一击，也不像中国一些“盲目乐观派”认为的那样，美国正在迅速衰落，中国即将甚至已经全面超越美国。而中美战略竞争注定将是长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必须立足“打持久战”。其二，中美名义上的全面“脱钩”并非不可能，美国已经抛出的或策划抛出的选前一系列制华疯狂举措，其实施的决心和程度将对“脱钩”的进度、广度和烈度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随时面临着“遭遇战”。

不难想象，最具影响力的两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如果全面“脱钩”，必将对全球格局带来颠覆性影响。其具体形态如何发展虽难以预料，但未必会出现冷战时双方壁垒森严、全面对峙的状态。全球化大势浩浩荡荡，谁也无法阻挡，中美关系会在美国执政党更替、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甚至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中，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被不断重塑。

这种重塑必然伴随着国家实力、影响力、领导力的逐步变化，但不等于美国能够瞬间实现再次“独步天下”的霸权，也不会导致中国瞬间关起门来回到封闭状态。恰恰相反，中美可能的“脱钩”与全球化的结合更可能出现“双中心化”格局，其主要特征是中美之间虽然相互脱离，但世界各国并不选边站队，而是成为二者千丝万缕联系的介质。中美与世界的关系就像一只被各国“蛋清”包裹的“双黄蛋”。全球化潮流和美国资本主义特质决定了，美国使用政治和军事力量逼迫世界各国和资本选边站队的企图不会持久。

为此，我国应在塑造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中寻求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一是既不能跳进中美全面对抗的陷阱，也不谋求所谓的“中美共治”。应将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坚持全球化、多极化，主张合作共赢等作为不变的战略选择。二是实施正确的应对策略，针对美国“火力全开”的全方位打压，我国应尽快确立系统性的应对办法，形成“以体系对体系”的政策导向。三是用好科技和市场“双轮驱动”作用，分别在供给和需求两侧互动发力，以发展求得竞争主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中国科技的不断进步和超大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必然促使世界各国和资本对中国更加依赖。只要中国不和世界“脱钩”，美国谋求的中美全面“脱钩”注定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