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变化对各国营商环境的影响

世界银行为监测各国监管制度是否有助于推动或是限制商业活动，于2002年成立营商环境小组，2003年发布第1期《营商环境报告》，至2019年已发布17期。报告涵盖的全球经济体数由第1期的133个增加到2019年的190个。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最早从5项一级指标，发展到10项一级指标和46项二级指标，其中10项一级指标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至今，已被公认为投资选择的风向标，影响着全球资本流动，其排名情况更彰显了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的竞争力。

根据2019年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2019年190个经济体按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排名分为先进、较先进和落后三档：分值在70分以上的，共包括61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为先进国家和地区；分值处于60到69分的，共包括49个国家和地区，为较先进国家和地区；分值为60分以下，共包括80个国家和地区，为落后国家和地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大幅提升，由2006年第91位提升到2019年第31位。

疫情给全球经济、金融、政治及社会稳定等方面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且影响程度及不确定性仍在加剧。这对各国营商环境造成极大冲击，特别是对各国营商环境监管制度产生冲击，使各国营商环境面临重大困难与挑战。然而，由于疫情引起各国营商环境在制度层面发生变化，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在此期间无法及时准确评价各国营商环境情况。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原有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从现实出发，首先深入分析疫情对各国营商环境的影响。

疫情使全球经济急剧下滑，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严重阻碍各国营商环境发展。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6月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实际GDP的预测，全球经济今年将萎缩5.2%，发达经济体将萎缩7%，其中，美国经济将萎缩6.1%，欧元区经济将萎缩9.1%，日本经济将萎缩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2.5%，较1月份报告下调6.6个百分点。同时，巴西经济预计将下滑8.0%，印度经济也将萎缩3.2%。

注：表中e表示所在列的数据是由世界银行估算，f表示所在列的数据是由世界银行预测，带*所在行的数据是基于世界银行预测各国的数据进行的估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征和金融研究院

从生产角度来看，疫情使各国生产受阻，复工复产难度较大，跨国生产协作在短期内可能性较小，各国营商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疫情限制了各经济体的生产活动，经济体内部复工复产困难，跨区域复工复产难度更大。经济体内部复工复产难度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疫情不同期性及不确定性导致复工复产存在难度；二是各经济体治理能力及应对疫情态度和手段不同导致复工复产难度加大；三是不同地区劳动者复工复产意愿也会影响复工复产的难度。跨区域生产受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输受限导致的复工复产困难；二是疫情使大部分国家需重新构建贸易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导致原有跨国生产困难加大。无法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营商环境可视为停滞。

从消费角度来看，疫情从限制生产消费行为及减少家庭收入方面影响各国消费活动，跨国消费更加困难，各国营商环境缺乏恢复的原动力。疫情对消费活动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消费品供给受限，疫情限制企业生产活动，很多企业停工停产没有供给；二是消费行为受限，疫情限制消费者活动范围，很多消费场所关闭，如零售、娱乐等场所；三是消费能力受限，由于生产消费活动受限，很多人员失业，再就业困难，家庭收入显著下降，甚至有的家庭没有收入来源，这会极大地抑制消费。以上原因，将造成各国消费能力急剧下降，营商环境也遭受打击。

从市场预期来看，疫情致使全球整体市场预期较为悲观，经济复苏缺乏市场活力，各国营商环境的发展前景惨淡。市场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投资、生产及消费活动，决定着经济发展活力。疫情对生命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及政治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冲击，以及疫情短期不可控性及不确定性，使全球陷入衰退且无序状态，市场预期较为悲观，投资、生产及消费欲望不强烈，短期来看，各国营商环境前景不乐观。

总的来看，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各国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特别是，疫情的不确定性带来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等更深层次的影响，将在一定时间成为各国营商环境好转的重大困难与挑战。

全球化形成的国际分工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对优化各国营商环境起到决定性作用。逆全球化无疑是营商环境面临的又一大困难与挑战。疫情前逆全球化已成为各界讨论的核心议题，疫情使逆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

疫情下部分国家表现出以邻为壑的民粹主义倾向以及相互封锁边境的行为，强化了逆全球化趋势。疫情前，虽有逆全球化苗头，但全球化仍占主导地位，各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较为突出。疫情后，各国对外贸易发生重大变化。从贸易额来看，根据Wind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前5个月，全球贸易额全面缩水，其中美国和欧盟同比减少近三成，日本和俄罗斯下降1/4，中国缩减5%，印度骤降60%，巴西减少1/10，2020年6月，中国外贸出现复苏，出口同比增加0.5%，进口同比增加2.7%；从贸易伙伴关系来看，各国按大洲统计的进出口贸易的相对顺序未发生变化，但是比重出现小幅变动，地缘和政治关系相近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紧密度略有增加，比如中国在亚洲进出口的货物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在北美进出口的货物比例下降1个百分点，美国在欧盟进出口的货物比例增加2个百分点，在北美地区进出口的货物比例下降2个百分点；从贸易商品来看，除部分医疗物资贸易，其他资源国际间流动已经大幅减少。整体来看，原来全球化形成的产业链格局随着疫情的持续逐步被瓦解，重塑全球产业链新格局已成必然，这也使得各国跨境贸易不确定性急剧增强，各国营商环境遭受重创。

疫情使大国之间竞争愈加激烈，多边体系的国际权威性及治理能力受到质疑，全球无序竞争格局显现，致使各国营商环境在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疫情是对各国国家治理能力及国际担当等方面的一次大考，大国竞争较为激烈。疫情下，美国在其国家治理能力受到全球极大质疑的情况下，仍表现出“利己”与“唯我”之势，以政治化、污名化的手段打压治理能力强的国家，以确保其全球霸权地位；英国脱欧后，还有部分其他欧盟国家有脱欧想法，欧盟内部分裂严重，整体优势逐渐弱化；东盟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但对全球格局不会造成重大影响；非洲相对落后，疫情及自然灾害对该地区落后国家的生存造成十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因疫情变得更为复杂，已成为各国外交战略考虑的重要因素。此外，多边组织因美国权威性丧失，其国家影响力亦在不断削弱。总言之，疫情导致全球竞争格局进入无序状态，各国关系尚未明朗，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加剧。

此外，因疫情激发的意识形态以及治理制度方面的争论，将从制度层面对营商环境产生变革性的影响。由于“有效应对疫情危机的主要分界线不是东方专制与西方民主之别，决定绩效的关键因素不是政权类型而是国家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弗朗西斯·福山），在此不做进一步讨论。

疫情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主要股市和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性明显增加，债务风险急剧上升，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异常。鉴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以及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不可控性。疫情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剧，这是各国营商环境面临的又一重大困难与挑战。

为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大部分国家纷纷出台宽松货币政策并持续加码，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使国际金融环境更加复杂，严重影响各国营商环境的发展。疫情发生以来，大部分国家纷纷出台宽松货币政策，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都持续加码量化宽松政策，并表示这一举措会持续到经济有所好转为止。由于货币政策缺乏规则，全球呈现低利率甚至向负利率态势发展，流动性过剩，各国面临输入性通货膨胀甚至通缩的加剧，这也给各国营商环境带来新的挑战。

疫情虽然没有摧毁美元国际货币的中心地位，但美元信用持续下降，这使得各国不得不考虑替代货币或其他硬通货，这种不确定性和选择的成本导致营商环境更加艰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元国际货币中心地位已遭重创，但没有更好的替代货币出现，美元仍保持其中心地位。目前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经济、金融、政治风险持续增加，市场对美元持悲观态度，美元信用每况愈下。然而，疫情使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不断加剧，避险情绪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涌入避险资产，美元需求急剧上升，一度出现短缺。为此，美联储启动美元互换举措，先后与十四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达成美元互换安排协议以缓解美元流动性危机，短期来看，疫情反而使美元中心地位得以延续，但是美元信用未得到提升。中长期来看，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更可靠、流动性更强的货币或通货，这一选择过程将加大各国营商环境改善的难度。

疫情加剧国际汇率波动，从而带动大宗商品、股市、债市波动异常，导致要素流动不确定性增加，使各国营商环境更为恶劣。疫情下，各国的货币政策、市场预期及避险情绪相互作用导致汇率产生较大波动。总的来看，各国货币对美元是贬值的，且汇率波动较大，这对各国营商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从汇率波动对实体贸易的影响来看，货币并未流入实体，国际资本对实体贸易的作用极小，各国贸易相关的实体企业将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疫情前受全球价值链影响的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已经弱化，疫情下实体贸易受阻，汇率变动对实体贸易的影响更是有限，这对各国贸易相关企业并未形成促动效应。从汇率波动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来看，疫情下汇率波动将联动大宗商品、股市及债市的波动，各国企业面临更为复杂的融资环境。货币无法进入实体，必然会在资本市场流转。疫情下，市场预期及避险情绪使各国释放大量货币在资本市场寻租，导致大宗商品、股市及债市波动异常，各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更为复杂。从汇率波动对要素流动的影响来看，汇率波动加剧要素流动的不确定性，各国企业利用比较优势的能力受限。各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但贬值程度不同影响要素流动方向，加之疫情对要素流动本身的影响，汇率波动传导到要素流动存在时间差。换言之，汇率波动要快于要素流动方向变化，这将加剧要素流动的不确定性，各国企业无法有效利用国际要素比较优势，生产成本将会上升，生产要素或将出现局部性短缺。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征和金融研究院

总的来看，疫情暴露出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不均衡发展以及各个国家的联动效应不足，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国际金融格局巨变时，各个国家都要承载着由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金融措施所带来的后果。更值得思考的是，当金融完全脱离实体，国际金融不能有效推动全球要素优化配置，各国营商环境将面临更为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通过深入分析疫情给各国营商环境带来的困难与挑战，我们更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是，疫情或是一个导火索，将现实本就存在的问题全面深刻地予以揭示；疫情也或是极端压力测试，刺穿假性繁荣的泡沫。每一场危机的发生，都是过去所犯错误的警示，也蕴藏着新机遇的出现。因此，我们应吸取历史的教训，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各国营商环境危机下的新机遇，以开拓各国营商环境创新之路。

疫情下全球政治风险上升，各国政治立场差异化加剧全球政治格局不确定性，使各国营商环境面临颠覆性变化。但是，全球政治格局剧烈动荡及内外部政治矛盾分化问题终归会达到新的平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各国虽政治立场不一，但政府都在为恢复经济、保障民生、构建完善的供需内循环体系做着各种努力，由此释放出来的政策制度红利将成为各国营商环境改善或重建的新机遇。

新机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台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顶层支撑；二是加大稳经济基本面、保民生政策力度也将是各国政策的最终选择，这为稳固各国营商环境发展的基本面创造制度条件；三是全球格局变化最终达到新的均衡后，全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及新的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形成，为改善各国营商环境提供新机会。

疫情使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理解更加深刻。虽然疫情下逆全球化趋势凸显，但从长远来看，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的，仍是全球发展的主要方向，而逆全球化只是暂时的格局与结构性调整，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疫情全球蔓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不分国界、种族，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形成，是无法隔离的，任何国家仅凭一国之力无法控制疫情局面，只有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抗疫，疫情才有可能被全面控制；二是疫情使全球产业链断裂，但抗疫物资等资源全球化，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这更让我们看到，只有全球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抗疫才会有全面胜利的可能；三是疫情下各国经济严重受挫，纷纷启动内循环模式复苏本国经济，但各国资源禀赋差异及限制，内循环模式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本国经济，外循环仍是辅助内循环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换言之，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以一国之力无法解决问题。总之，疫情再一次强化了人类共同体发展理念，这将为各国营商环境改善提供新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所带来的新思路表现为高效的协同效用：一是特殊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效用：一方面疫情下各国政府干预保证其高效性，另一方面也要保证不成为后期市场为主导激发活力的阻碍。二是各国间政策的协同效用：只有各国加强宏观政策协调，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才是防止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明智之举。三是国家间经济的协同效用：国际分工细化、比较优势凸显以及高新技术合作都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四是产业间的协同效用，全球产业链重塑，全面提升产业链价值将促进全球经济高效发展。

疫情是对当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大考，亦是对人类生命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大考。后疫情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人类生命安全可持续发展，为此生态环境保护、健康保护、生命安全将成为下一阶段发展重点，这也是各国营商环境改善的基本点。后疫情时代全球将更加重视绿色环保、良性生态的发展环境，同时保障人类生命安全相关新产业、新技术也将成为各国营商环境改善的重点领域。

疫情对大部分传统产业冲击较大，导致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心理及习惯发生巨大改变，但给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以下简称“新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主导的新经济革命将成为各国营商环境发展新动能，具体表现为：一是新经济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有助于优化各国营商环境。疫情下的客观环境倒逼新经济的产生，新运行方式的出现，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方向；二是新经济对技术创新的内在要求增强各国营商环境竞争力。新经济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对技术创新提出内在要求，技术创新将是后疫情时代各国营商环境竞争力最佳体现；三是新经济引导消费新需求有利于激发各国营商环境的市场活力。疫情对消费产生的重大影响，使消费者心理产生变化，大部分消费已退为最基本的刚性消费。新经济刺激内需的作用在疫情下更为突显。

疫情导致国际金融剧烈动荡，各国金融市场较强的联动性以及全球金融格局的不确定性，使全球系统性风险急增。各国有可能在短期的利己政策行为后，达成防御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共识。各国必须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后疫情时代全球最终形成的国际金融格局主要特点是共同防御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再次爆发，这将有利于稳定各国营商的金融环境，具体表现为：一是稳定汇率，各国货币政策及贸易多因素博弈，防止汇率剧烈波动，以确保支付结算顺畅；二是疏通货币流动性，防止全球流动性泛滥及局部流动性紧张；三是防止债务风险加剧，低利率导致债务风险上升，控制企业杠杆，防止违约发生。

货车在天津港集装箱码头等待直提货物（8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宇琪 摄

后疫情时代，各国要充分利用国内外应对疫情出台的各类政策及制度安排，改善营商环境。具体把握以下三点：第一，利用各国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让营商环境更具制度优势，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的制度效用，表现在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补短板稳基本面，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确保企业流动性充足，但同时要警惕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风险，为企业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及流动性良好的运行环境；第二，利用稳保政策对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全方位扶持，确保营商环境稳定；第三，根据全球格局变化，创造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以及产业链多元化的营商环境。

疫情下，全球“分”的态势较强烈，但全球经济问题不再是一国可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全球经济问题不解决，任何一国也很难独立发展，长远来看，全球“合”更是趋势。因此，各国应站在全球发展的角度布局本国营商环境发展：一是在各国政策协作角度做营商环境制度安排；二是加强国家合作，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三是推动多元化产业链布局，在不形成过度依赖的同时，向着更高级的多元化产业链发展。

后疫情时代全球将更重视人类生命安全，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围绕健康的技术、产业将成为新时代主题。各国需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营商环境，一方面，对企业在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形成约束，长期来看，这将成为营商环境可持续发展及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核心产业布局上重点考虑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技术、生物科技等领域。

后疫情时代各国营商环境改善要以促进新经济发展为主要方向。如何营造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主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从政策上优化营商环境以促进新经济发展，一方面引入新产业，另一方面升级传统产业。在传统产业升级方面，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传统产业结合客观发展要求与新经济提供的转型思路，确定转型升级方向，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路径。二是建立国家间、区域间及产业间信息互联互通的营商环境，具体以数字经济为基础构建新经济，打通各国信息互联互通，加强技术创新的国际间合作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