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欧5G合作，构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

2019年以来，中国与欧洲、美国之间关于5G的话题越炒越热，5G从技术问题演化为科技竞争、经贸竞争甚至国际政治的热门话题。当前，5G问题亦成为中欧关系的重要问题。受美国干扰和欧洲强化“技术主权”等因素影响，中欧在深化以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领域合作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亦存在巨大合作空间。

虽然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但各国从4G向5G的演进并没有放缓。截至2020年8月底，全球24个国家的47家运营商正在投资5G独立组网（SA）模式的公共网络，并且几乎所有5G独立组网投资计划的运营商都计划或已经先推出5G非独立组网（NSA）模式网络。同时，已有39家厂商宣布了153款支持5G独立组网的终端设备[1]。目前，中、欧[2]企业在5G基础设施市场平分秋色，中、美、韩企业在利润更高的5G终端市场上呈现三足鼎立态势，而在5G技术、商业应用、市场规模、政府支持方面，中国暂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包括5G在内的通信技术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行业组织多层次、多主体合作推动。早在3G和4G时代，中欧双方就建立了成熟稳定的合作关系。2015年，中国与欧盟签订5G战略合作联合声明，中国IMT-2020（5G）推进组与欧盟5G基础设施协会（5G PPP）签署5G合作备忘录。近年来，双方依托中欧信息技术、电信和信息化对话机制定期交流5G发展情况。中欧在5G国际标准制定、技术研发、试验等方面取得进展，有力推动了5G全球统一标准的制定，为双方5G产业规划对接、技术共享和网络兼容架起合作桥梁。

当前中欧开展5G等数字技术合作既潜藏着难得的机遇，亦面临严峻挑战，但从长远全局看机遇大于挑战。

1．欧洲努力谋求“技术主权”独立地位。长期以来，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网络电信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政府对欧洲盟友长时间开展大规模、有组织的监听和数据窃取行动于2013年曝光，这严重伤害了欧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互信。近几年，欧、美围绕征收数字税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与分歧。美国利用在欧洲网络通信及情报领域的优势地位不断逼迫欧洲“选边站队”。这些因素刺激欧洲提出结束“数据附庸”地位、实现技术解放、走向数据独立的主张，决定不能再把自己放在美、俄、中主导的技术主权范围内。为了实现目标，欧洲提出加强软件、电子元件、大数据收集和处理、5G、人工智能（AI）、网络安全、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建设。而近几年，中国在这些产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因此中欧在数字技术领域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2．欧洲在5G技术开发应用领域相对落后。欧洲拥有诺基亚（Nokia，芬兰企业）和爱立信（Ericsson，瑞典企业）两家通信设备巨头。2G时代，欧洲电信业发展在世界处于超前地位。但受市场需求有限、电信运营商投资动力不足、政府监管严格、态度保守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欧洲在3G、4G乃至5G时代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中、美、俄、日、韩等国家。目前欧洲电信运营商在5G研究开发和商业化布局上进展缓慢，而中国则在这方面拥有技术、成本优势，因此欧洲可在该领域发展过程中寻求中国的支持。

3．中欧在5G应用场景方面存在互补性。欧洲在数字技术基础研究和数字制造方面实力雄厚，但在5G市场规模、工业应用场景及互联网等垂直行业领域应用开发方面劣势明显，而中国则恰恰相反。欧洲的优势是中国的劣势，其劣势却是中国的优势，这为双方开展合作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1．美国对欧洲实施诱压，破坏合作。美国是干扰中欧5G领域合作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对于中国高科技企业，美国除实施打压外还诱压包括欧洲在内的盟友一起围堵。首先，从商业利益角度下手，美国通过采取制裁中兴、断供华为等措施增加采购中国设备企业的经济风险，从而让欧洲企业等中国公司的合作伙伴望而却步。其次，从网络安全角度入手，美国通过制造传播“中国网络威胁论”或威胁停止开展情报合作等手段，恐吓、诱导欧洲国家拒绝采购中国设备、运用中国技术。再次，从谋求技术超越目的入手，美国推动Open RAN和无线网白盒化的技术演进路线，以期通过建立更加开放和模块化的设计改变市场，降低对传统通信设备供货商的依赖。这从技术角度釜底抽薪式地遏制了华为、爱立信等传统网络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发展。通过多措并举，欧洲已经有诸多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向美国靠拢。目前，罗马尼亚、捷克等部分中东欧国家已表态将华为等中国企业隔绝于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英国、西班牙、法国等也表示将逐步排除中国设备，其他欧洲国家大多也明确表示将部分禁用中国设备或继续观望。

2．欧洲谋求加强“技术主权”，影响合作。面对内外挑战，欧盟决定通过加强团结，寻求“战略自主”来应对，而谋求技术主权是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目标的重要构成。虽然从经济角度看，欧洲电信运营商普遍认为禁用华为弊大于利，但地缘政治因素和谋求技术自主对欧盟及成员国政府制定数字技术领域发展政策有着更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欧洲提出建设一个在技术、科学、经济和财政上具有主权的“数字欧洲”。为实现目标，欧洲决定建立自己的创新评价和绩效评估体系，部署经过审核、分析和认证的5G网络设备，强化数字主权领域的基础研究，培养数字技术人才等一揽子政策措施。欧洲强调“技术主权”，一方面能够避免其在技术方面完全倒向美国，并为中欧开展数字技术合作创造广泛空间；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警惕对中国的“依赖”，这必然影响双方开展深度合作。比如，在5G布局方面，欧盟极为强调供应商的安全风险，对中国产品采取不信任态度，公开表示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依存度。

3．欧洲现阶段5G应用需求不足，阻滞合作。欧洲地区老龄化严重，民众生活习惯相对保守，在4G已基本满足需求且欧洲国家5G与4G网速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对使用5G网络的需求不高。而且5G的最大价值不在个体消费者而在场景应用和垂直行业，这一点与3G、4G技术有明显不同。然而，目前欧洲国家5G技术应用场景相当有限。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认为，5G技术在个体使用方面暂时难以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如果在工业自动化领域进行大幅推广又极可能导致大量低技能工人失业，加剧贫富差距，进而影响自身或所属党派的执政地位。基于此，许多欧洲国家不愿过快推进5G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与他国开展合作。

（一）加强高层引领推动，加强民间沟通渠道建设。中欧在数字技术领域既存在竞争，亦拥有广泛合作空间，影响双方合作的根本因素是欧方对华利益的计较、安全的担忧与信任的缺失。因此，通过互利合作、加强沟通来增进互信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9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与欧盟高层进行视频会晤期间，双方商定建立数字领域高层对话，打造中欧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应利用好对话机制增进互信，优先在双方互补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同时，可以成立中欧数字经济咨询委员会等企业、民间沟通渠道，聚焦双方市场主体和专家意见，助力政府决策。

（二）深化基础研发合作，展现诚意、稳住据点。当前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已经成为西方政府反华重点目标，在欧洲强推这些企业也面临较大压力。但在基础领域研究和人才交流培养方面，则具有政治敏感性不强、不易受到美欧国家反华势力关注的特点。我国可对此充分加以利用，推动中欧研究机构和企业在基础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及市场应用技术开发等方面开展合作。通过合作，一方面有助于中方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理论研究水平，对欧洲企业、研究机构展现合作诚意。另一方面能够帮助欧洲提高数字工程和技术开发水平，并实现相关数字技术标准和理念的同步，为未来垂直领域生态应用开发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合作制定全球数字领域标准和规则。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全球治理体系影响深远，数据掌握的多寡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重视数据安全、保护本国公民隐私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欧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深化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制定全球数字领域的标准规则，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良性发展，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四）共同开发全球市场，增进互信互利。中欧可以通过拓展在数字产业的相互投资和交叉持股来形成利益绑定，共同拓展全球市场。首先，中欧双方可以与俄罗斯、沙特以及中东欧国家开展三方合作。同时通过降低5G商业合作门槛、提供贷款支持等举措有条不紊地开拓非洲和拉美地区市场，为提高5G应用的全球普及创造条件。其次，鼓励投资欧洲数字领域的中国企业雇用更多当地劳动力，为所在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此增强中国企业与欧洲国家的联系，在可能的范围内增加对欧影响力。再次，中国企业要继续搞好既有设备的维护服务。虽然目前中欧在5G领域合作难度较大，但着眼长远，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在欧洲4G设备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的条件，开展好供应保障服务，维护中国企业的信誉，以高质量的技术、技术服务和成本优势争取企业和民众支持，进而促进政府转变态度。

（五）依托国内市场推动发展，苦修内功、引领未来。依托国内大循环，利用国内市场满足相关企业在5G设备和订单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有助于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巩固既有技术优势，引领发展前沿。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国内5G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质量，创造以5G技术为支撑的示范性、全球领先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在推动此项建设期间，应特别注意为中小企业进入5G市场提供便利，开拓、丰富5G应用场景，使各行各业都能借助5G发展适合自身需求的应用，提高生产生活效率，让5G真正成为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当前，应重点加强智慧城市、健康医疗、智能工厂和自动驾驶四个垂直领域的开发合作。这既是国内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两个循环”的重要产业，也是欧洲数字经济关注的重点领域。“酒香不怕巷子深”，未来只要中国技术先进、价格低廉并保证安全，与世界各国合作的道路必然无限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