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变化及东亚地区发展

会议现场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加速演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现存国际秩序总体上是二战后形成的，美欧尤其是美国是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以及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及霸凌主义，并退出一系列国际机制和规约，颠覆了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对国际多极化格局和原有国际秩序构成巨大挑战。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造成巨大冲击，诱发了政治经济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和催化了权力结构、力量对比、国家关系等的重大变革，将永久性地改变现有的力量平衡和国际秩序。

一是国际权力结构加速变革。疫情虽然没有使现有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拉大了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差距，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在疫情的催化下，大国间的全方位竞争关系加剧，地缘政治结构更趋复杂多变，国家间关系面临新的分化组合，全球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作为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力量，美欧国家在全球疫情应对中没有发挥应有的领导力作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和意愿也大幅下降。可以说，疫情对世界各国综合实力进行了一次深度测试，测试要素包括政治制度、反应能力、治理能效、国际影响等软实力。多极化格局步入国际力量对比的新阶段。

二是全球治理机制遭受重创。疫情暴发后，国际秩序的严重失序和各国对多边主义的背离，折射出全球治理机制、治理能力与治理需求严重不匹配。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受制于大国角力等多种因素，未能较好地发挥多边协调作用，导致全球治理能力减退、治理成效不彰。美国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停止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甚至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导致全球治理机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同时，美欧国家在应对疫情时出现的各种低效、负面举措，暴露了西方国家治理机制的内在缺陷，打破了西方国家之前营造的“完美人设”。

三是全球化进程受到冲击。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凸显了全球化所伴生的弊端和风险。为加强疫情防控，世界各国纷纷强化出入境限制，致使国际人员流、物资流、商品流大幅萎缩，供应链、产业链面临中断甚至断裂等风险，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进一步抬头，“市场脱钩”“产业回归本土”等“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美国强制推行对华全面“脱钩”政策，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对全球化产业链造成重大打击，致使全球化进程遭遇“寒潮”。

面对国际秩序在疫情冲击下的巨大变化，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现有国际秩序来之不易，联合国依然是当前国际体系最完备的机制平台，国际法依然是国家间关系最权威的规则框架，多边主义依然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根基和支柱，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达成的共识。疫情、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难题，不可能依靠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单独解决，这些挑战更加凸显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世界各国需站在历史的高度并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去设计、建构并推进疫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接下来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加快在新疆域、高科技、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制度规范建设，以国际机制和规则来整合全球力量、推动国际合作、开展全球治理，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求，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前景目标。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赵阳春女士在会上发言

疫情见证并助推世界地缘格局“东升西降”。“东升西降”格局的“东”，从泛指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广义概念，渐变为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的狭义概念。东亚抗疫成效大幅领先欧美，公共卫生领域合作日趋成熟，为地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疫情期间，中日韩外事、卫生、商务等部门多次展开交流合作。3月20日，中日韩举行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同意加强合作，共同遏制疫情发展；4月14日，中日韩与东盟十国召开抗击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决定加强针对大流行病及其他传染病的地区性早期预警机制建设，建立“10+3”重要医疗物资储备，加强流行病学科研合作，设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特别基金；5月15日，中日韩举行应对疫情卫生部长特别视频会议，倡议支持世卫组织在抗击疫情中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开展联防联控国际合作，携手帮助卫生体系脆弱的国家提高应对能力；6月4日，中日韩与东盟举行抗击疫情经贸部长特别会议，同意合作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提高公共卫生治理水平，推动地区尽快恢复经济发展；12月11日，中日韩卫生部长在线举行第13次会议，三国商定保持密切合作积极抗击疫情，并力争多国以合理价格公平购买疫苗。上述举措不仅标志着以中日韩为核心的公共卫生合作的范围已经扩展至东南亚，更标志着东亚地区公共卫生合作的机制化取得重大进展。未来，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促进发展：

政治互信：疫情使整个人类面临战后以来最大生存危机，全球通力合作战胜疫情是当前最急迫的任务。东亚国家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不断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区域内事务合作，尤其要减少域外势力对本区域的干扰。中日韩三国的GDP均位居世界前列，负有难以推卸的国际道义责任。东亚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持续保持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利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更将为区域合作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同时，日韩作为美国传统盟友，在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有望在中美之间发挥独特的协调作用。

经贸合作：在疫情的冲击下，东亚国家经济均面临下行压力甚至衰退风险，加强经济合作成为各国“刚需”。中日韩可进一步深化在经济领域的各项合作，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面对疫情给制造业供应链带来的严重冲击，中日韩需携手维护制造业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推动形成制造业分工合作新机制，并由此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二是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促进包括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等在内的区域经贸合作平台建构。通过加快在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谈判，促进三国及地区经济尽快复苏并实现可持续增长。三是务实推进公共卫生、医疗、健康、养老、环保、科技研发等产业合作，大力发展中日韩数字贸易，逐步落实《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中提到的合作事项。

民心相通：东亚国家因疫情催生的民意改善，为解决相互间结构性问题提供了契机。东亚国家基于儒家文化，更倾向于“以人为本”的治理观和“紧密型社会”的治理方式，其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即与此有着密切关系。疫情期间，中日韩之间没有出现对疫情政治化、将病毒污名化的情况，三国传统文化纽带的“共感性”发挥了特殊作用，广为传诵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即为其中最鲜活的例子。习近平主席曾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东亚地区曾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这一传统人文纽带，应在政治和经贸之外的一个更高维度不断得到强化。

区域治理：面对疫情这一全球性难题和挑战，东亚地区“命运共同体”认知不断加深，构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机制平台不仅成为现实之需，而且将为中日韩加强治理合作提供新契机。疫情暴发前，中日韩已在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构建了制度性合作框架，成为三国快速、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合作的基础。中日韩联合防控疫情的实践将促使三国进一步探索和建立政策协调机制与具体合作方式，进而以治理为导向推动区域一体化及地区秩序转型。除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外，中日韩还可进一步加强在生态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范围的“优良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