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020年12月31日报道，美国佛蒙特大学数据叙事实验室（Computational Story Lab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利用每日抽取的推特平台内容建模，给出2020年每一天不同评估数值，以数值衡量美国公众的“集体幸福感”，数值越大越“幸福”。2020年的整体情况呈现三方面的特点：第一，2020年中有两天“集体不幸福感”的数值创出新低纪录。此前该系统计算出的“最悲惨日子”是发生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2013年4月15日（5.89）、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2017年10月1日（5.75）和佛罗里达高中枪击事件的2018年2月14日（5.86），这些日子都与“恐怖分子”和“谋杀”等关键词相关联；2020年数值创新低的两天分别为3月12日（5.71）和5月31日（5.63）。前者与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的严重性开始浮现相关，这一数值出现前连续数周幸福感都低于平均水平，其主要关联热词为“病毒”“暴发”和“垂死”等；后者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察虐杀后出现的波及全美的抗议活动相关，其主要关联热词为“恐怖主义”“抗议”“暴力”和“种族主义者”。第二，2020年人们的幸福感从低谷恢复所需时间远比正常时期更长，这是出现“集体创伤”的信号。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一是反种族歧视抗议事件与疫情叠加，放大二者对公众情绪的影响；二是由于疫情，社会生活中出现史无前例的状况，没有体育、音乐和休闲等以往可以提振人们心情的文化活动来消除负面情绪；三是2015年以来整体幸福感水平一直呈下降趋势，悲伤、愤怒等表征负面情绪词语的出现频率激增。第三，特朗普对推特的使用改变了此前新闻发生及其对人们情感产生影响的周期。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促成了公众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政治人物互动的方式，使公众越来越频繁地与政治人物相互呼应，情绪变化也更快。此前，人们更多地是在工作日讨论新闻和政治话题，在周末讨论电影、婚礼和体育运动，但这一趋势在2015年后逐渐改变，2020年更加明显，一周的任何一天都在发生普遍影响公众心态的新闻事件，社会整体始终处于“情绪动荡”状态。
据美国AXIOS网站12月30日报道，依据2020年谷歌搜索趋势排名分析，这一年美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谷歌数据编辑西蒙·罗杰斯（Simon Rogers）称，“在谷歌搜索趋势历史上，我们从未见过类似年份，一系列重大事件改变了我们的搜索方式”。首先，“疫情”和“选举”两个词贯穿全年，搜索量巨大。11月3日前后搜索“选举”的人数激增，高于与“疫情”相关的任何一个时间段的峰值，但对疫情的关注持续时间比对选举的更长。其次，话题类热词持续热度超过单一事件。前者包括口罩、哈里王子夫妇退出英国王室、QAnon（阴谋论）、因疫情导致的创纪录的缺席选票数量以及各种涉及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调查和阴谋论，它们的热度会持续数周；后者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众撕毁特朗普国情咨文报告、科比离世和贝鲁特爆炸事件，其热度维持在一周之内。这既说明美国人的注意力非常短暂，也说明某些具体话题伴随疫情和选举反复出现。最后，疫情是2020年影响最大的事件，其关注度比单一事件搜索量最高的“科比离世”多10倍，这深刻地体现了疫情对美国人生活的冲击。与疫情相关的失业、饥饿和粮食银行（Food Bank，注：美国一种向低收入群体免费分发食物的福利机构）的搜索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据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网站12月30日报道，在过去一年中，美国与全球共同经历了一个世纪未见的传染病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急剧下滑，并见证了美国公众对种族关系的担忧，同时，美国人心理健康状况呈现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主要发现如下：
（1）弹劾与经济高点：2020年开始，特朗普弹劾案受到强烈关注，结果特朗普宣告无罪，并获得个人执政期间最高的49%的支持率，这时恰逢公众对美国经济的信心达到20年来的最高点。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美国遭遇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状况。
（2）对政府处理疫情的信心：在疫情开始影响人们生活的初期，公众对联邦政府应对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然而，随着疫情加剧，公众对特朗普应对举措的认可度不断下降，公众对自己所在州州长的评价普遍比对特朗普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评价更加正面，因为州长们向公众传达了针对疫情的明确行动计划。
（3）社交距离问题：为防控疫情，美国人接纳了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的措施，包括自我隔离在家。一方面，这表明公众行为方式在短期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另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党派分歧的标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几乎公众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政治分歧的影响。
（4）对美国经济信心和个人生活水准评价下降：社会隔离政策严重冲击美国商业，公众对经济的信心在3月至4月间急剧下降，创下盖洛普民调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月变化纪录。4月，公众对自己生活的评价从比较高的水准暴跌，直到2020年晚些时候才部分恢复。此外，在另一项评估中，美国人的心理健康指数亦严重下降。
（5）种族关系和警民关系在6月成为美国人关注焦点：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整个美国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治安改革和种族关系。公众对警察部门的信心在2020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点，更重要的是，只有19%的黑人表示对警察有信心，而表示对警察有信心的白人比例却高达56%。公众对种族关系的担忧达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
（6）犯罪率处于20年来的低位：尽管对警方的信任度创历史新低，某些城市的抗议活动还发生了零星暴力行为、抢劫和社会动乱，但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人报告受个人或家庭犯罪侵害的比例创近20年来新低。
（7）经济没能拯救特朗普的选情：尽管10月的盖洛普经济信息指数仍处于负值，但当时公众对美国经济的整体看法较春季已有所改善，公众对特朗普经济方面工作的认可率比较高。但由于把经济视作美国头等大事的公众比例偏低，经济成就没有成为特朗普竞选时的主要资本。特朗普在选举时的支持率为46%，最终他获得了47%的选票。
（8）疫苗接种意愿起伏不定：公众愿意接种免费新冠疫苗的意愿从7月的66%下降至9月的50%，之后又在11月反弹至63%。同时，这种意愿带有明显的党派差别，反映出公众对疫苗需求和安全性有不同认识。
（9）年末美国情绪低落：随着年底临近，公众情绪大为恶化，他们对经济状况的评估、对白宫和国会领导层的认可度均持续恶化，原因是特朗普不断挑战选举结果，而国会领导人为第二次疫情纾困法案争吵不休。
（10）护士成为美国社会最受尊敬的职业：医护人员成为2020年的真正英雄，教师因为需要努力应对教育领域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也受到关注，公众对护士和中小学教师的道德水平评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对医疗系统和公立学校的信心也在2020年出现了罕见的两位数的增长。
年终岁末，是盘点总结的时刻。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成为反映社会变化的真实写照。这一组来自不同平台反映美国2020年社会变化的数据分析，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美国公众2020年的心态变化。其中，既有与过往相同之处，即更关注本国和身边事件，较少关心国外和与其生活无直接关联的事件，同时也有不同往常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公众的乐观情绪大幅下降；二是人们心存更多不确定性和动荡感；三是整体上呈现越来越无法妥协的极端化趋势。这些均与美国政治生态的扭曲密切相关。
对比今年与过往的数据可以发现，美国公众心态的变化不是2020年凭空出现的。2020年影响美国社会的三大事件——疫情、“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和选举，既是百年变局背景下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积聚的结果，也是推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加速器，二者互为因果。具体而言，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国整体实力下降与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并导致解决政治分歧的协商民主遭到破坏，这些共同造成了疫情不断蔓延、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及总统选举陷入纷争。加之美国一贯用于缓解社会压力的“减压阀”——文化娱乐在疫情影响下暂时缺失，进一步使得美国公众变得对现有体制不再那么自信、笃定和一致认同，这反过来又放大了各个社会群体在解决具体问题时的路线之争和极化对立。这种分裂势必影响社会治理效率，从而导致美国整体实力继续衰退。
这种变革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状态，对美国内政产生了深刻影响。体现在平时，就是虽然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异常稳固，却出现政令不畅、鲜有建树的反常情况；体现在选举，就是多数选民因为拒绝特朗普而选择拜登。但这不是因为二人在解决问题的目标方面有本质区别，而是由于两者的行为方式和路径不同。特朗普寻求美国独赢，为此不惜制造共输，而拜登相信美国依旧可以实现相对共赢而避免全输。特朗普的支持者对美国的未来相对绝望，因而只有在追随偶像——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到特朗普个人——的过程中寻找乐观与确定性。而反特朗普群体虽然焦虑却仍抱有一定希望，相信美国的调节能力能够带来重启，恢复昔日的幸福感和安定感。两股力量代表着美国民族性的不同侧面，其出发点并无好坏高低之分，结果也未必有多大差异。从长远看，如果美国不能改革现行体制机制以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依旧会持续2020年的下行态势。
同样，美国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也会间接影响其外交政策。实质上，拜登提出的重返全球体系、重建盟友关系等主张，与特朗普不断破坏全球化体系可谓“殊途同归”，都是为其内政服务。但前者更注重以非对抗方式缓和对外关系，为解决国内问题——特别是经济和科技发展问题——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而后者则是采取与外部对抗、制造威胁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使美国社会由多元融合向两极化再到单极的方向发展，进而催生新的霸权形态。虽然2020年的选举结果将暂时阻断美国向纳粹式单极化国家蜕变的进程，但这一趋势是否可逆仍充满变数，毕竟有占比47%的7000多万选民支持特朗普。
因此，2021年乃至拜登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极为关键，甚至可能在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新的一年，美国极化趋势能否有所缓和，将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产生直接影响。但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美国如何，而是能否做好自己的事，确保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状态，努力构建并形成不受外部影响的社会心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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