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关系剧烈变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突发事件迭出不穷。国内外理论界对于新一轮世界大变局热议不绝，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莫衷一是。就此，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一科学判断，为我们冷静观察世界发展大势，从长计议中国和平发展问题，统筹规划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提升我国现代化建设质量与水平，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联动融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世界现代史的开端通常以1917-1918年间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中国现代史则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开端。屈指数来，百余年间，世界舞台风谲云诡，人类社会命运多舛，世界格局沧海桑田。尽管如此，在上个百年苦难而艰辛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还是创造了巨大而辉煌的发展成就，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进步成果。特别重要的是，正是在上个百年将近尾声之际，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利益的共同性、文明互鉴的必要性、安全诉求的关联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体现和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
2013年3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放眼国际关系未来走势，振聋发聩提出了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理念和新主张，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基于这样的新理念和新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被确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最高目标；中国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范式，开辟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拥有不同文明类型的国家互学互鉴的历史新通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人类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国进一步拓展对外部世界的全面开放，外部世界更积极更主动地接纳中国；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于全面复兴的伟大目标，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一轮世界大变局，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特点，将集中表现为和平崛起的中国全方位地与世界同行，高质量地与时代同步。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属性，就是全面复兴的中华民族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人文交流等各领域阔步走向世界前列；就是人类社会进入休戚相关、安全与共的新阶段，中华文明引领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开启互学互鉴、包容共进的新里程。
从时间上看，可以说2017年是新一轮世界大变局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测性全面凸显，是在2017年。大变局中变数增大、烈度增强、进程加速，也是在2017年。这一年，世界上组织力量最强大、执政经验最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012年十八大以来即已全速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更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的手段，以远远超过国际社会预想，远远超过西方世界承受力的方式大幅度提升。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处于头号超级大国地位，冷战后因“一超独大”“一超独霸”而不可一世的美国，因国内外矛盾长期积累，政治经济与社会种族问题相互交织，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国际处境今不如昔。美国两大政党不约而同地陷入战略焦虑，导致全民性政治极化达到顶峰。商人出身的特朗普2017年入主白宫，接踵而至的是社会进一步撕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严重扭曲，其国际地位和作用呈现断崖式跌落。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体系，由于美国疯狂打压，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深重危机。国际社会艰苦努力达成的许多重要协定和协议，被美国无情撕毁和破坏。新一轮世界大变局在全球治理领域，也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显现。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具有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底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治理方略、不同国际战略、不同利益取向的大国，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贸易秩序、科技进程、人文交流、安全格局影响最大的两个国际关系行为体。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方向和前景，两国关系的性质与未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之一。中美之间几十年来共同培育的竞争与合作相辅相成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极有可能被全面“脱钩”与全球“博弈”相互叠加的对抗格局所替代。这将是新一轮世界大变局中一个不断强化的核心要素。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剧烈变化以及整个国际关系的深度调整，并不是新一轮世界大变局的全部内容，也不意味着国际组织系统和全球治理机制都要土崩瓦解，都会彻底颠覆，国际上现有的一切机制和准则都会推倒重来。新一轮世界大变局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以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为代表的整个国际组织系统，仍将继续运转，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依循的国际关系准则，也将继续发挥作用，但联合国组织系统，包括安理会的构成方式与运行规则，将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大的改革压力。现行的全球治理问题，无论是治理内容还是治理规则，抑或是治理体系改革，都将变得愈加紧迫和突出。
在这个复杂、漫长而曲折的进程中，不但大国关系框架、大国与次大国关系框架要持续生变，现有的各种区域组织，无论是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独联体、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美洲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是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乃至形形色色的国际对话机制和合作平台，包括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法院、国际刑警组织，都可能在未来的大变局中出现重大变革，有的可能脱胎换骨，有的可能面目全非，有的可能形成和衍生新的机能。RCEP和CPTPP等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或许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贸易格局与发展方向，为人类经济活动注入新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无所不包的大变局进程中，世界力量对比西降东升的历史大势还将进一步走强，但作为新的“力量凝聚中心”和“进步发展重心”的东方，绝不会风平浪静，反而会成为国际社会各种新旧矛盾的焦点所在，成为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区域。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也不会有明显缓和。德法两国引领的欧洲一体化，会有新的变数。俄罗斯和整个独联体地区，仍会发生不同规模的动乱与冲突。许多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仍将在贫困、疾患、恐怖、治安恶化的状态下痛苦求索。人类为改善生存环境所做的共同努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综合安全所产生的合作成果，仍不足以平抑世界格局多极化、数字经济全球化、科技竞争无序化、安全态势曲折化产生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困惑、冲突和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和思考新一轮世界大变局，还不能仅仅局限于国际关系领域，不能仅仅局限于已经遇到的各种对外关系问题，尤其不能完全局限于中美关系。作为一个对人类前途命运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中国观察和思考新一轮世界大变局，必须要有更高的历史站位，拥有更大的战略视野。我们要看到并且高度重视整个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关系的发展变化与未来趋势，要看到并且高度重视人类科技进步超常发展可能失控带来的可怕后果和严重威胁，要看到并且高度重视全球人口分布与结构改变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要看到并且高度重视未来战争模式改变、国家治理方式改变、人类生存交往与繁衍方式改变引发的政治法律后果和伦理道德问题。总而言之，要看到并且高度重视这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性、复杂性、曲折性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及某些事态发展的不可控性。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是中国与世界广泛互动、深度融合、不断发展与加速的过程。虽然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会越来越高，诉求会越来越多。中国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会越来越多，所要履行的国际义务，也将越来越多。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进而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决不会畅行无阻，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全面把握并从容应对新一轮世界大变局，中国需秉持大智慧，制定大战略，展开大交流，推进大合作。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在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首战告捷，不但为国际社会共同抗疫赢得了宝贵时间，提供了丰富经验，同时还尽最大努力，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财政物资支持和医疗技术帮助。在异常艰难的全球经济复兴战中，中国夺得复工复产、复运复市的头功，不但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而且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总体稳定做出了独特贡献。中国在“制度性竞争”中取得令人赞叹的比较优势，举世信服。
然而，世界上仍有不少极端势力，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敌意。他们在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极右势力的煽动和怂恿下，疯狂诋毁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成果，否定中国为全球抗疫事业做出的独特贡献，进而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的社会制度，抹黑感召力、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华文明。这充分说明，新一轮世界大变局越是向纵深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是不断提高，各种极端势力的反华行为就会愈加疯狂。特朗普卸任前对华无所不用其极的疯狂举动，拜登政府官员上任之初的某些言论，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已经开始的2021年以及未来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影响国际关系走势，牵动国际格局变化，或者说左右人类前途命运的，主要还是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结局以及两国关系的总体趋势。对于中方来说，总体向好的发展大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相较以前可能会更加复杂，但中国处理国际问题的资源、手段和能力，已今非昔比，应对风险与挑战游刃有余。美国则不然，两党政治恶斗和全社会性的两极对抗，已将美国推向万劫难复的历史困境。刚刚上任的拜登政府，很难弥合高度分裂的美国社会，很难挽回世界首强的“灯塔”形象。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差距在进一步缩小，根本改变科技落后面貌与软实力孱弱的历史性困局前景可期。以中国为突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际作用和影响加速提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势必重塑。新兴经济体之间、南南合作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也会愈加凸显，这已毋庸置疑。
未来若干年，我们推进“一国两制”实践、维护领土主权完整、争取实现完全统一、捍卫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的斗争，从形式到内容，都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重大变化。为了应对已经存在和即将面对的更大困难与挑战，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多方面准备。既要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准备，更要有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包括高烈度的军事斗争准备、更复杂的经济斗争准备和更激烈的舆论斗争准备。
我们统筹规划，从长计议，妥谋对策。要继续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继续推动构建均衡稳定的大国关系；要继续坚持多边主义立场和原则，积极主动并富有建设性地参与世界新秩序、新规则的建构；要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努力站到历史正确和国际正义一边；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坚持发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示范引导作用；要继续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稳定合作的周边小环境。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综合处理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自身利益与国际社会各方利益的相互关系，牢牢把握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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