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联合国环境署最近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当前127个国家已经通过、宣布或计划宣布净零目标，碳中和成为主要国际热点议题，2021年4月26日，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太和智库欧洲中心主任托斯登·耶里尼克博士应邀参加由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联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及中央财经大学发起的“绿色发展论坛暨‘碳中和实践之路’专题研讨会”。耶里尼克博士在“关于绿色投资标准的全球合作”环节发表主旨演讲，同与会其他专家一道就“碳中和”宏观战略、“碳中和”的产业机会与挑战、金融如何服务实现“碳中和”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下是他的演讲内容。
既有的全球治理结构已达到它力所能及的边界，难以带来有效的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上一阶段全球化所带来的混乱导致世界各国开始强调国家主权、地区主义以及自我认同。这种破坏是全球性的，受不同国家自身价值观念、历史背景及政治制度影响的人们开始纷纷寻求对策，来修复全球化带来的裂痕。国际体系由单极转向多极，以及应对资本主义主导下经济全球化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中美两国间的大国竞争。
虽然世界主要大国间关系十分紧张——各国重拾主权、加强国民身份认同，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呈现出全球合作的积极势头。欧盟、中国、日本、韩国和英国均作出气候变化承诺。美国现已就重归《巴黎协定》开启谈判，并于“世界地球日”当天举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之前作出雄心勃勃的气候承诺。
美国希望到2030年前，将碳排放水平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50%-52%；在2035年前建立碳中和的电力系统；在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中国重申将在2030年前碳达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欧盟希望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Climate Neutrality）；于2030年前基于1990年碳排放水平减排55%。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产业政策、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方面将气候问题和可持续标准列为主要考虑因素，有助于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会议（COP）上打破僵局。
英国脱欧协议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均涵盖了气候变化和绿色投资领域的相关条款以及共同履行标准。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承诺同欧盟合作确立共同的绿色分类标准，提供共同定义，有效校准资本流向，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以及《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FDR）要求披露投资对环境和社会的一切负面影响。这两份文件被认为是促进金融可持续增长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中国还寻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BRI）、“一带一路”国际绿色发展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积极影响推动全球气候变化议程。中国政府还致力于标准化建设并引进有关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披露规则。
如上进展可成为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加速能源转型，支持与《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适应的经济转型的样板。2021年将举行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COP15）以及罗马G20峰会。这些会议可为各国政府提供把握当前势头的机遇，商定共同的机制、措施、法规和标准，促进其加快向气候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转变。
当前很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经济模式的出现，在此基础上，可持续性或成为最理性的选择。然而，虽然各个主要地区的气候目标和措施日益趋同，但各国国内的优先事项和可能性仍存在分歧。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仍然对欧盟提议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持批评态度，并视其为保护主义。欧盟则强调，欧洲公司不应该由于欧盟设立的气候目标而处于不利地位。各方都同意将环境原则进一步纳入政策和经济协议的主要考虑因素，消除市场上的不公平，并做出成本投资决策。然而，在引入广泛的碳边境调整机制、排放交易系统和全球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税收制度方面，各方仍然存在分歧。
严格的气候制度可能会制约中国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型；美国仍受制于其市场基础主义价值观，反对因气候变化作出根本性变革；欧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更容易为其制定的严格法规提供理由。欧盟和中国正引领碳中和的转变。而美国尽管有雄心勃勃的目标，但仍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追赶中欧，这同时也可以激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此问题上更具雄心。虽然这两个国家也是碳排放大国，但在减排领域相对落后。
早在1988年，美国宇航局空间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汉森就在美国国会听证时称已探测到温室效应，而这一效应正在改变气候。尽管如此，经济结构和心理上的惯性使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一直很失败。线性经济增长始终建立在过度使用化石燃料的基础上，经济活动与能源使用的联系最为紧密。因此，尽管气候变化问题近期取得进展，但当前经济结构仍依靠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维持，在未来肯定会阻碍碳中和进展。使经济发展脱离化石燃料、环境污染和生成废物，最终会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现代文明结构。此外，大国竞争、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激烈国际竞争、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货币冲突，以及社会紧张和民粹主义，都有可能使气候变化治理机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从而影响全球合作。
哲学家们给出了更为根本的解释，既解释了长期以来人类在气候问题上为何不作为，又解释了近期积极推动气候行动的原因。这反映了人类对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之间关系的理解在不断变化。在文化上一脉相承的西方，人类将自己定位为宇宙的“本体”和“道德中心”，作为“主角”的人类有一种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冲动。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人类目睹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三次打击。第一次是哥白尼在十五世纪证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第二次是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通过进化论证明了人类不是“上帝的宠儿”，而是“幸运的意外”。第三次是心理学的兴起，特别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甚至不是自己心理的主人”。巴鲁克·斯宾诺莎已经预见到了人类不是自己的主宰，他强调说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了我们每个个体。
矛盾的是，当人类不再是中心时，人类发明的现代科学技术却成为了中心。科技是现代化的第一生产力，引发了工业革命。因此，科技应用对造成的大气污染和生物灭绝负有责任。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人们慢慢形成主要依赖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过度依赖技术是有潜在危险的，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强调“气候中立”或“零碳排放”。因此，尤其需要关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基于植物和地质计算的碳汇，地质工程的超标情况，以及计算投资和技术如何改变包括二氧化碳在内温室气体的排放模型。这种技术官僚主义主导下的气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只是逐步推进监管改革罢了。尽管《巴黎协定》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方面有所突破，但对碳减排和地质工程技术的长期依赖可能使《巴黎协定》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政治胜利”。换句话说，对技术的依赖使政治无法在早期做出更深刻的改变。
之所以国际社会近期不断推动气候行动，是因为人类整体认识到个体的有限性及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无能和渺小，并由此产生了恐惧。人类有能力破坏自然，但无法轻易地控制自然，扭转破坏带来的结果。这种启示似乎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后一击”，但真正的“最后一击”可能还需要等个几十年。2021年二月联合国最新报告《UNEP：Making Peace with Nature》称，如果世界未能履行其限制环境破坏的大部分承诺，地球正朝着截至2100年，相较工业化前水平升温至少3℃的方向发展。
气候变化、全球疫情以及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场景，都与人类过度依赖技术有关。我们要意识到单靠技术并不能解决这些全球挑战，还需要有全球政治意愿。全球治理才能使全球合作更有可能、更有必要。要想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就离不开全球治理。现在没有时间再搞大国竞争了。我们必须建立求同存异的全球治理机制，尊重共同意愿，逐步克服差异。各国政府需要寻找技术解决方案、攻克技术障碍、抵消技术应用带来的反作用。各国政府还需要共同寻求制定技术以外的解决方案，克服治理能力差距，减轻气候变化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影响。最后，我们必须直面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公正转型议题，凝聚社会共识、推进全球气候正义和气候减缓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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