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

​导语：目录学是帮助人类获取知识的科学，是一切学问的入门“钥匙”之学，是全部学术研究活动的终身“向导”之学。

目录学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深受历代真正学人的无比重视。抚今追昔，纵览古今，目录学没有过时，但需要能够紧跟时代节拍的守正诠释；目录学永不过时，但呼唤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应用方法。

一

目录学是帮助人类获取知识的科学，目录学的诞生自然和知识的传播与广布密不可分。西周时，学在王官，知识被贵族阶层所垄断。但时至春秋，平王[1]东迁，王室衰微，王官之学遂流散至列国，并渐及于民间。同时，生产力逐渐发展，一部分平民除维持生计外，也拥有了学习知识的余裕。孔子[2]大兴私学，有教无类，打破知识的藩篱，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

然而较之贵族，平民学者求索知识时，确实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他们不仅未必能从父兄的耳提面命中了解阅读典籍的诀窍，还要为了维持生计而忍痛割舍学习时间。为了向弟子系统而又高效地传授知识，也为了寄托自己未竟的政治理想，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3]，完成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并在此间开启我国目录学的历史：孔子对六经的篇目进行了编次，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为《诗经》《尚书》作序，“言其作意”[4]，阐明《诗》《书》的创作意旨；为《易经》撰写《易传》，例如《易经·序卦传》便是编次汇总全书六十四卦卦名的目录，不少学者都将之视为我国一书目录的滥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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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孔子一番忙碌，后世平民学者获取知识的难度大大降低。即便学习时间有限，他们只需翻看《易经·序卦传》，便能明了六十四卦的编次缘由与内在联系，而无需在六十四卦间跌打滚爬数年，方知其间奥妙。即便没有父兄的耳提面命，他们看到《尚书·商颂·玄鸟》开篇“《玄鸟》，祀高宗也”的序言，也能知晓《玄鸟》是用于祭祀商高宗武丁的宗庙祭祀诗，而无需参悟《玄鸟》的祭祀对象究竟是“宅殷土芒芒”的契[6]，“正域彼四方”的汤[7]，还是“靡不胜”的武丁[8]。这在目录学行之千年后的今人看来，或是不值得大加感慨的稀松平常之事，但在当时无疑是知识传播的一大进步。目录学帮助人类获取知识的作用，不言而喻。

二

在人类步入信息时代前，知识多以简牍、布帛、纸张制成的书籍为载体，无怪乎书籍的整理与校对每每推动着目录学的进步与发展。作为我国第一个开始长期存在的大一统皇权帝制家天下集权国家，西汉践行的典章制度自然成为后世王朝参照的典范。而史料所及，西汉不仅是我国第一个大规模求书校书并编撰目录的朝代，也是我国目录学获得极大进步与发展的朝代。

秦汉之际，坟籍散落。始皇“下焚书之令”[9]，除博士官外，民间不许私藏诗、书、百家语。谁料秦末项羽[10]屠烧咸阳，博士官收藏的典籍也毁于战火。所幸汉高祖刘邦[11]及其手下负责治国理政的重臣大都是秦吏出身[12]，深谙保存典籍、掌握知识的重要性。刘邦入关时，将士都忙着抢夺财物，唯有萧何[13]赶到秦丞相、御史府中搬运律令图书，使这批经世济民的珍贵典籍得以免遭项羽屠烧咸阳之祸。

西汉一朝屡有求书之举。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4]。汉武帝刘彻[15]即位后，感慨于“书缺简脱”[16]，遂“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17]，使得西汉一朝的国家藏书出现了“书积如丘山”[18]，“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19]的盛况。汉成帝刘骜[20]雅好文学，“博览古今”[21]，认为当时的国家藏书又“颇散亡”，便派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22]。

在广求遗书的基础上，西汉一朝的校书运动渐次展开，大可分为两阶段。高祖至武帝时，校书运动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多因现实需要而专门校对某类图书。高祖指派相国萧何、大将军韩信[23]、计相张苍[24]、奉常叔孙通[25]各自发挥所长，整理律令、军法、章程、礼仪书籍，都以经世济民为务。武帝命军政杨仆[26]整理兵书，并撰成了我国第一部专科群书目录《兵录》，则是服务于北击匈奴的需要。成帝时，“上下和睦”[27]，文教兴盛，得以开启耗时二十余年的系统性校书运动。光禄大夫刘向[28]因精通经传诗文而肩负起校对六艺、诸子、诗赋三类书籍的重任，步兵校尉任宏[29]、太史令尹咸[30]、御医李柱国[31]则各自发挥所长，负责校对兵书、术数、方技类书籍。四人每校一书后，必由总领其事的刘向撰写叙录一篇，呈给皇帝过目。刘向所撰各书叙录之和，便是我国第一部综合群书目录《别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32]继承父业，在《别录》基础上又将书籍分门别类，终于在哀帝[33]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撰成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群书目录《七略》，领先1545年瑞士人吉士纳的《万象图书分类法》1500余年。

三

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知识、注重传承并在传承中不断总结经验、探求规律的民族。王朝鼎革之际，国家藏书难免因战乱而散佚损毁。不过一旦新王朝统一宇内，无不效仿汉高祖，以搜罗天下图书、充实国家馆藏为要务。待新王朝蒸蒸日上时，更是纷纷因循汉成帝命刘向、歆父子校书的故事，将整理校对图书、编撰国家藏书目录作为文治的典范。

新莽末年，“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34]。然则东汉一朝崇尚文教，经过几代积累，“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35]，校书运动也是前赴后继，班固[36]《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群书目录，便成书于东汉初年。

东汉末年，国家藏书先是蒙受迁都长安的流离，后又在“西京大乱”中“一时燔荡”[37]。然则魏蜀吴三国虽各据一隅，但都设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求书、校书工作，魏秘书郎郑默[38]更撰有《中经》，是为曹魏的国家藏书目录。西晋统一时间短暂，但“文籍尤广”[39]，秘书监荀勖[40]亦编撰了《中经新簿》，史称“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41]。

西晋末年，“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42]。然则东晋南朝以华夏正统为傲，虽偏安一隅，但尤其重视文教工作。一方面，朝廷屡屡编撰国家藏书目录，频率之高，可谓接踵而至[43]。另一方面，士大夫也颇有担当，不乏撰写私人目录者，王俭[44]《七志》、阮孝绪[45]《七录》都是流芳百世的名篇。十六国北朝虽战火绵延，但在北魏统一北方后也屡有求书之举，孝文帝元宏[46]甚至特地编撰了《魏阙书目录》，派人到南朝梁照着目录借书。

历代“书厄”固然令人扼腕，但不容忽视的是，隋儒牛弘[47]之所以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提出书有五厄，恰恰是为了说服隋文帝杨坚[48]下大力气重振国家藏书事业，而他的建议也得到了采纳。文帝求书可谓不惜血本，“献书一卷，赉缣一匹”[49]。至炀帝[50]大业年间，长安、洛阳、江都皆有大量国家藏书，乃至各地的行宫、官府也都收藏了相当数量的副本。如果仅仅看到历代“书厄”中的坟籍散落，而忽视了每次“书厄”之后朝廷与士大夫重振国家藏书与目录学事业的努力，不免太过消极。

隋末战乱以后，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开天盛世期间更有《群书四录》《开元四库书目》《见在库书目》接踵而至。纵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51]，但在中唐君臣的不懈努力下，仍有《贞元御府群书新录》问世。两宋多兵灾，但《崇文总目》《中兴馆阁录》继之不绝，民间亦有《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等名篇。元代不足百年，马端临[52]“处江湖之远”，以《文献通考·经籍考》名垂青史；脱脱[53]“居庙堂之高”，亦以《宋史·艺文志》弥补元代文教之不足。明代虽有《永乐大典》，但未有与之相称的目录学著作，是为一大缺憾。清代《四库全书》虽颇多争议，但它的“孪生兄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无疑是我国古代官修目录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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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实践出真知”。历经汉宋之间千余年、数十部目录书的实践积累，我国目录学终于在两宋结出了理论的果实。史称北宋藏书家王钦臣[54]“有目录之学”[55]，可见目录学在北宋已成为一个学科。南宋目录学家郑樵[56]更撰有《通志·校雠略》，是为目录学理论专著。即便从郑樵的卒年1162年算起，我国目录学理论建构也领先西方《万象图书分类法》近400年。

作为我国目录学理论第一人，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提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观点，认为图书分类具有辨析学术源流的功用。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地编撰出了《通志·艺文略》，是为我国私人目录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清儒章学诚[57]的《校雠通义》是我国目录学自《通志·校雠略》后的第二个理论高峰。《校雠通义》明确指出，目录学的要义就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目录学要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从揭示书籍内容着手，达到辨析历代学术、考察思想源流的目的。

四

清儒王鸣盛[58]曾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感叹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非苦读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今人看到王鸣盛的上述感叹，多半会感到纳闷：目录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此间奥妙在于，我国传统时代的目录远比我们今日所熟知的目录来得精巧。

我国现代目录受西方目录影响较深，仅登记章节、页数。而在“天不变，道亦不变”[59]的传统时代，目录其实是目与录的合称：目即书目，与我们所习见的现代目录相近；录则为叙录，后世也称解题[60]、提要[61]，其功能与论文的摘要及学术回顾相近，不仅介绍书籍内容、作者生平、校对情况，还品评书籍学术价值，剖析作者思想流派。正所谓“辨章学术，考据源流”，而这一功能恰恰是现代目录所不具备的。以西汉刘向《别录·晏子叙录》为例，其开篇先谈“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云云，概括了《晏子》一书的校对情况；其次谈“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通於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云云，交代了晏子的生平；最后谈“《晏子》……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可常置旁御观”云云，评判了《晏子》一书的学术价值。《晏子叙录》通篇不足五百字，读者却可借此洞悉《晏子》一书之经纬，所谓“论其世”“知其人”“读其书”[62]，莫过于此。

倘若将我国传统时代的一书目录比作论文的摘要及学术回顾，我国传统时代的目录书则不啻于一部缩略版的学术史。以东汉班固《汉志》为例，其将书籍分为六略（大类）三十八种（小类）。卷首有总序，各略之后附有大序一篇，各种（除《诗赋略》五种外）之后附有小序一篇。总序、大序、小序是我国传统目录书的灵魂。其中，总序是全书纲领，总叙学术发展线索、书籍流传情况与作者编撰目录书的原由、目的、体例等。例如《汉志》总序不仅概述了孔子死后到西汉末年的学术史，还说明《汉志》并非完全原创，而是删抄刘歆《七略》而来。大序是大类纲领，综述其下各小类、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与优劣得失。例如《汉志·诸子略》大序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云云，大致评判了诸子的学术价值。小序则是小类纲领，论述其下书籍的学术源流、流派、演变、流传、得失等。例如《汉志·诸子略·儒家》小序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云云，分析了儒家的思想源流。

西汉以后，刘向《别录》的叙录体成为一书目录的主流，刘歆《七略》虽已散佚，但其“总序—大序—小序”的体例经由班固《汉志》传诸后世，垂范传统目录书达两千年之久。在刘向、歆父子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目录书对读书人极为友好。较之西方与现代目录书，其帮助人类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效率无疑一骑绝尘。它们不仅致力于澄清书籍之间的“亲缘关系”，还不辞辛劳地为每本书开具“鉴定报告”，以便读书人在展卷前就能得知某书可读与否。不夸张地说，一本编撰精良的传统目录书，不仅是一部好的学术史，更是一张巧夺天工的“求知地图”，能够引导每一位读书人在书籍的“参天树海”中觅得捷径，前往知识的“桃花源”。

五

近代以降，书籍数量剧增，要一本一本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变得愈发困难。加之西学东渐在学界蔚然成风，坚守传统目录学的学人也愈发形单影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目录学就此停下了前进的步伐。清末洋务派重臣张之洞[63]虽不以学者名，但其在四川学政任上曾亲著刊行《书目答问》《輶轩语》两书，前者是专门为士林学子设计的目录书，后者也意在指引读书门径。孙殿起[64]虽因生活所迫辍学经商，但仍在贩书的实践中掌握了目录学的精髓，其在1936年刊行的《贩书偶记》每每被誉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补编。

诚如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垣[65]先生所言，懂得目录学能使我们了解“祖遗的历史著述仓库里有什么存货”，“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些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研究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地找到了。”教育家许寿裳[66]也提起，其子许世瑛[67]在清华大学读中国文学系时曾请教鲁迅[68]应看哪些书，鲁迅开列的书单中便包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古典文学大家王运熙[69]先生更坦言，“《四库提要》对我是一任最好的老师，它教给我的东西，比过去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教给我的还要多。”王先生还强调目录学对治学的重要性。他认为治学要从根本做起，要把基础打得扎实些，要培养好独立工作的能力。学习和研究的独立工作能力，用三句话概括：一是能找得到材料，二是能读得懂材料，三是能分析批判材料。这里的“能找得到材料”就是必须学懂弄通传统目录学。

传统目录学不仅能指引我们畅游古籍之海，其理论方法若能运用于当代，必将大幅提高知识的传播效率。试想每本书籍的目录都能像刘向《别录·晏子叙录》一般，在条列章节之余，介绍书籍的大致内容、作者生平、学术价值，读书将会变得何等轻松！读者无须费心理清作者撰写全书的逻辑，便能获得阅读每本书籍的“钥匙”，高效地吸纳自己梦寐以求的知识。试想每个学科之下的具体问题都能像班固《汉志·诸子略·儒家》小序一般，阐明既往学者对该问题的不同观点以及观点间的思想源流与优劣得失，研学将变得何等便利！后学无须费心对海量的论著进行学术梳理，便能获得开展研究的向导，知道从哪个点向前走将是学术的增长点与未辟之疆域。

六

新中国建立以来，目录学紧跟社会发展与普及知识的需要，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1949年至1966年间编撰书目、索引就多达约6450种，足足是1949年以前历代编撰书目、索引的4倍[70]，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读书求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提倡全民阅读。习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71]“全民阅读”一词连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72]。

作为帮助人类获取知识的科学，目录学责无旁贷，理应在建设“书香中国”这场浩浩荡荡的求知风潮中与时俱进，帮助人民群众多读书、读好书。加之大数据技术与网络平台的兴起，传统目录学也迎来了在当代焕发新生的机遇。毫无疑义，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学人呼唤目录学的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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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数据技术日渐成熟。自动编目、自动关联等大数据技术能够大幅简化传统目录学的前期作业。此前，编目工作都由人工完成。一方面，目录学家苦于因应急剧增的书籍数量，未必能够及时登记新增书籍；另一方面，即便事先制定了详尽的编目规范，目录学家在为跨学科、跨领域的书籍进行分门别类时，也难免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自动编目工具恰恰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不仅能够及时登记新增书籍，大大减少简单重复的作业，还能谨遵事前制定的编目规范将书籍分门别类，留待定期的人工审核，大幅提升编目的客观性。不仅如此，在书籍（论文）爆炸的当代，读者所需的知识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书籍（论文）中。若要对具体问题拥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就需要将与之相关的书籍（论文）尽可能地搜集起来。自动关联算法恰恰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它能够通过对元数据中包含的信息单元（关键词、作者、机构、资料来源、资料发表时间等）进行自动关联，大大提升学人获取知识的效率。

面对前赴后继的书籍“洪波”，纸质目录书宛若一座座年久失修的水坝，暴露出无法与时俱进的劣势。反观网络平台则不然，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数字百科全书通过热心网友创建编写词条、平台管理者审核把关这种群策群力的方式共同构筑信息“分洪区”，将前赴后继的信息“洪波”逐一消化。京东、当当、孔夫子旧书网等电商平台极大便利了爱书人购买纸质书、电子书的过程。它们不仅上传装帧照片、介绍书籍内容，部分电商平台还提供了试读服务，让爱书人无需跑到书店的书架前驻足良久，就能初步判断某书值得入手与否。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也顺应时代潮流，纷纷建立网络图书馆，读者足不出户便能了解某书身在何处，免去了宛若无头苍蝇般四处寻书的烦恼。部分网络图书馆更是体贴地提供了线上浏览服务，加速了知识的传播。

我们大可秉持传统目录学为体、大数据技术为用的原则，参照数字百科全书的模式，建立线上目录书平台。为与时俱进，该平台可采用中图法收录书籍与论文。每本书籍或每篇论文单独构成一个词条，每个词条都遵照刘向叙录体进行编写，不仅登记书籍（论文）篇目，还须依照一定的行文标准介绍书籍（论文）的大致内容、作者生平、学术价值。平心而论，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为整个学科撰写小序都存在客观上的困难，毋宁说整个部类撰写大序、为人类学术撰写总序。鉴此，我们大可退而求其次，以具体问题为高级词条，并关联与该问题相关的书籍（论文）词条。高级词条旨在“辨章学术，考据源流”，可编辑权威学者对该问题的学术回顾，并在此基础上补充最新的学术观点。此外，该平台还可考虑整合电商平台的纸质书、电子书销售功能以及网络图书馆的馆藏信息乃至线上浏览服务，在提高人类获取知识效率的同时，也助力相关产业的发展。

当然，归根结底，大数据技术与网络平台终究只是技术层面、器物层面的进步。若要在当代真正实现目录学的创新应用，发扬目录学帮助人类获取知识与信息的功效，还须在思想层面取得理论上的普及与实践中的突破。我国高等教育素来存在“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的盲区，大多殚精竭虑地向青年学子传授知识，少有系统性地向晚辈后生传授自行获取、遴选知识的方法。结果，不论老师先生们如何尽职尽责，能够在课堂上塞给学生的“鱼儿”都是有限的；至于如何编织“渔网”，如何到图书馆、数据库捕捞“鱼儿”，反倒需要学生自行领悟。早在汉初，《淮南子》的作者们就已领悟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当代高校仍未将之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不得不说是对宝贵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我们郑重建议各大高校重开或新开目录学课程，列为必修课。有能力、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教授也应自觉结合新时代的需求著书立说，开课讲学——讲授《目录学》。

啊！多么有用的目录学，多么有趣的目录学！目录学理应传承，目录学自当振兴！目录学，也只有目录学才是真正能够引导人民群众多读书，读好书的不二“法门”。

参考文献：

1. 石进.胡雅萍.李益婷.大数据时代目录学的新使命[J].图书馆学研究.2019(06):49-55.

2. 周少川.古籍目录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注释：

[1]周平王姬宜臼（？—前720，前770—前720在位），周幽王姬宫湦与申后之子。西周末年，幽王宠信褒姒，废申后、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并拥立宜臼为平王。平王为避犬戎侵袭，将都城从丰镐东迁至洛阳，史称东周。

[2]孔子（前551—前479），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孔氏出自殷商王族，周初居住在宋国，春秋时亡命鲁国。孔子官至鲁国大司寇，因不见容于季桓子而流亡国外，率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未获重用，晚年受季桓子之子季康子之邀回鲁，不再出任官职，专心著述。

[3]《易》《诗》《书》《礼》《乐》《春秋》合称六经，皆为先秦经典：（1）先秦有卜筮军国大事的传统。卜用龟甲，常见于商代；筮用蓍草，常见于周代。《易经》便是一本卜筮书。（2）《诗经》事关政治教化。其来源有二，一是周天子派“行人”到民间“采诗”，兼体察民情之用；二是公卿大夫向周天子“献诗”，兼讽喻时政之用。（3）《尚书》收录了先秦重要的政治文件。（4）周公制礼作乐，奠定周代典章制度，《礼》《乐》由此而成。（5）《春秋》是先秦史书的别称。

[4]语出《汉书·艺文志》。

[5]清儒卢文弨《钟山杂记》、近人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皆有此说。

[6]契，商始祖，帝喾与简狄之子，辅助大禹治水有功，帝舜以之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

[7]汤，商朝开国君主。

[8]武丁，庙号高宗，曾使一度衰弱的商朝再度兴盛。

[9]语出《隋书·牛弘传》。

[10]项籍（前232—前202），字羽，楚人，名将项燕之孙。秦末，随叔父项梁起兵。杀子婴、烧咸阳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分封各路诸侯。在楚汉战争中败于汉王刘邦，自刎而死。

[11]汉高祖刘邦（前256/前247—前195，前206—前195在位），字季，魏人，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仕秦为沛县泗水亭长。秦末起兵反秦，自立为沛公。亡秦后，受封为汉王。在楚汉战争中击败项羽，建立西汉。

[12]萧何担任秦泗水卒史时因表现优异，差点被秦御史引荐到朝中；张苍则担任过秦御史。

[13]萧何（？—前193），魏人，仕秦为沛县主吏掾，精通律令。秦末辅佐刘邦起兵，历任丞相、相国，封酂侯。

[14]语出《汉书·艺文志》。

[15]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前141—前87在位），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之子，庙号世宗，谥号孝武皇帝。在位期间，加强君权，外攘四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6]语出《汉书·艺文志》。

[17]语出《汉书·艺文志》。

[18]语出《文选》。

[19]语出《汉书·艺文志》。

[20]汉成帝刘骜（前51—前7，前33—前7在位），汉元帝刘奭与皇后王政君之子，庙号统宗（东汉时被革除），谥号孝成皇帝。在位期间，外戚专权。

[21]语出《汉书·成帝纪》。

[22]语出《汉书·艺文志》。

[23]韩信（？—前196），楚人。秦末追随项梁反秦。项羽封刘邦为汉王，韩信改事刘邦，官至大将军，封齐王、楚王、淮阴侯。后因勾结旧部陈豨谋逆，为吕后诛杀。

[24]张苍（？—前152），魏人，师从荀子，精通律令历算。仕秦为御史，秦末追随刘邦亡秦灭楚，历任代相、赵相、计相、主计、淮南相、御史大夫、丞相，封北平侯。

[25]叔孙通（？—？），楚人，儒生。仕秦为博士，秦末追随项梁反秦，于楚汉战争期间降汉，历任博士、奉常、太子太傅，号稷嗣君。

[26]杨仆（？—？），河南宜阳人，西汉官员、将领，历任河南郡吏、御史、主爵都尉、楼船将军，封将梁侯。

[27]语出《汉书·艺文志》。

[28]刘向（前77—前6），楚元王刘交（刘邦异母弟）玄孙，西汉官员、经学家。元帝时，官至宗正，因反对宦官获罪，免为庶民。成帝时，官至中垒校尉。

[29]任宏（？—？），字伟公，西汉官员，历任步兵校尉、护军都尉、太仆、执金吾、代郡太守。

[30]尹咸（？—？），尹更始之子，西汉官员、经学家，研习《左传》，历任丞相史、太史令、大司农。

[31]李柱国（？—？），西汉官员、医学家。

[32]刘歆（前50—23），汉新两朝官员、经学家。因协助王莽篡汉而在新朝显赫一时，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33]汉哀帝刘欣（前25—前1，前7—前1在位），汉元帝刘奭之孙，汉成帝刘骜之侄，定陶恭王刘康之子，因成帝无嗣而被立为太子。在位期间，欲加强君权而不得其法，致使王莽在其生后掌握实权，篡汉自立。

[34]语出《隋书·牛弘传》。

[35]语出《隋书·牛弘传》。

[36]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与其父班彪、其妹班昭撰成《汉书》。除精通文史外，班固还曾追随外戚窦宪北击匈奴。后受累于窦宪谋反，病死狱中。

[37]语出《隋书·牛弘传》。

[38]郑默（213—280），字思元，河南开封人，曹魏西晋时期官员、目录学家。

[39]语出《隋书·牛弘传》。

[40]荀勖（？—289），字公曾，河南许昌人，曹魏西晋时期官员、目录学家。

[41]语出《隋书·牛弘传》。

[42]语出《隋书·牛弘传》。

[43]东晋有《晋元帝四部书目》《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南朝宋有《宋元嘉八年四部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目录》，南朝齐有《齐永明元年四部目录》，南朝梁有《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南朝陈有《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陈德教殿四部目录》。

[44]王俭（452—489），字仲宝，山东临沂人，宋齐两朝官员、文学家、目录学家。王俭出身门阀士族，迎娶宋明帝刘彧之女阳羡公主。除独自撰写《七志》外，还曾主持编撰《宋元徽元年四部目录》。

[45]阮孝绪（479—536），字士宗，河南尉氏人，齐梁两朝处士、目录学家。阮孝绪撰写《七录》，得到刘杳的极大帮助。刘杳本人亦撰有《古今四部书目》。

[46]北魏孝文帝元宏（467—499，471—499在位），献文帝拓跋弘与李夫人之子。亲政后，继承文明太后冯氏的汉化政策，加强中央集权，推动民族融合。

[47]牛弘（545—610），本姓尞，字里仁，甘肃灵台人，隋朝经学家。

[48]隋文帝杨坚（541—604，581—604在位），原为北周贵族，迫使北周静帝宇文阐禅位，建立隋朝。在位期间，统一中国，励精图治，史称“开皇盛世”。

[49]语出《隋书·牛弘传》。赉，赐予。

[50]隋炀帝杨广（569—618，604—618在位），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次子。在位期间，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西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引发隋末农民起义，后在江都兵变中被宇文化及弑杀。

[51]语出白居易《长恨歌》。

[52]马端临（1254—1340），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南宋右丞相马廷鸾之子，宋元两朝历史学家。

[53]脱脱（1314—1356），字大用，蒙古蔑儿乞人，元朝官员、将领。

[54]王钦臣（1034—1101），字仲至，河南商丘人，北宋官员、目录学家，曾主持编撰《册府元龟》。其父王洙也是北宋官员、目录学家，曾参与修撰《崇文总目》。

[55]语出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

[56]郑樵（1104—1162），字渔仲，福建莆田人，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终身不应科举，倾心著述。

[57]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绍兴人，清代史学家、目录学家。生前学术影响较小，死后百余年《章氏遗书》刊行，其学术观点才为世人周知。

[58]王鸣盛（1722—1797），字风喈，上海嘉定人，清代官员、经学家、史学家，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中年以母丧为契机辞官归隐，治学三十余载。

[59]语出《汉书·董仲舒传》。

[60]例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61]例如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62]语出《孟子·万章下》。

[63]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河北南皮人，清朝官员。

[64]孙殿起（1894—1958），字耀卿，河北冀县人，版本目录学家。

[65]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教育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66]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浙江绍兴人，教育家，与鲁迅是挚友。

[67]许世瑛（1910—1972），字诗英，浙江绍兴人，目录学家。

[68]周树人（1881—1936），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字豫才，笔名鲁迅，浙江绍兴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69]王运熙（1926—2014），上海金山人，复旦大学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专攻中国古典文学。

[70]参见周少川：《古籍目录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第173页。

[71]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8/22/c_1124906453.htm

[72]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4/22/c_11273632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