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其实并未把中美关系当作全部工作的重心,而是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解决自身面临的各种国内难题,包括需求不振、保障就业、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等。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把工作重心更多聚焦到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上,中美两国肯定能找到新的合作契合点,中美关系也可能走出恶性循环。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疫情反弹,每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100万,死亡人数逾千。与此同时,美国的通货膨胀不断上涨,促使民众又开始抢购房地产等看似能保值的产品。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美国很多城市出现了“零元购”现象,其实就是民众公开去哄抢商店、洗劫各种物资。按理说,拜登政府应该努力整顿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复苏,以获得更大的社会共识。但是,拜登政府却似乎一直热心于搞“民主峰会”,建立“民主同盟”。一方面,美国要与欧洲国家重建产业链,管制技术产品出口;另一方面,美国在印太地区搞各种各样的盟国组合,组织不同形式的军事演习。看起来,拜登政府对国际事务的热心似乎远在解决国内问题的决心之上。
特朗普政府在拜登政府之前就开始跟中国闹别扭,单方面提高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税,并公开宣称这是为了跟中国经济“脱钩”,逼迫美国企业回归,重塑美国产业链。拜登政府上台后,没有马上纠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尽管拜登知道这些关税对美国经济复苏不利。大概有些自认为聪明的拜登政府官员以为,用“特朗普政府的遗产”还可以跟中国多交换点利益。其实,2021年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就不断上涨,连续数月突破美联储制定的可容忍通胀率,这已经说明这些附加关税对美国经济的损害。反观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顺差却不断创下历史纪录,说明美国对华产品的需求中有某种“刚需”,绝不是一点关税阻止得了的。美国在对华政策中不断重复这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伎俩,说明美国政府官员在制定对华政策时的确太短视了。
历史已经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甚至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邀请包括美国专家在内的许多西方专业人士来给中国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其中不乏专家指出单靠计划经济改革无法促发与调动中国经济的整体活力,建议中国简化行政管理。中国最终突破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市场经济的简单意识形态框架,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转变极大地释放了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后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同步进行,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都出现明显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中,全球经济总量增长了大约3倍,从22.6万亿美元增长到66万亿美元;同期,国际商品贸易增长了4倍多,从3.5亿美元增长到15.3万亿美元;当然,全球财富也大幅增长。
然而,美国政府没能控制好财富的再分配。只有与金融和贸易有关的行业和相关的经理人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而其他民众的收入却不断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民众对金融界的不满不断增长,最终汇集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众将不满都撒到全球化头上。美国的抗议运动领导者认为,美国社会出现的中产阶级萎缩,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都是因为全球化。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则火上浇油,推动民众的不满情绪向极端化发展,导致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泛滥成灾。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对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挑起了贸易战,号称要扭转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让美国企业“回归美国”。
但是,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全面失败了。202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6787亿美元,较2019年增加17.7%,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贸易逆差也在持续扩大。拜登政府仍然没有达到逼美国企业回归本土、再造美国产业链的目的。美国驻华商会最近对美国在华企业做了一项调查,85%的企业表示愿意继续留在中国并扩大投资。甚至还有企业表示,如果美国国会把他们逼急了,就宁可把企业全都搬到中国。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如果美国这个一贯信奉市场经济的国家开始不尊重市场规律,将来的发展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困难。美国政府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中国的做法于事无补,因为美国遇到的那些国内难题只能在国内寻求解决办法。
中国其实并未把中美关系当作全部工作的重心,而是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解决自身面临的各种国内难题,包括需求不振、保障就业、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等。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把工作重心更多聚焦到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上,中美两国肯定能找到新的合作契合点,中美关系也可能走出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