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地时间2022年1月19日，由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 Sino-Israel Global Network & Academic Leadership）举办的题为“以色列对中东新事态发展和区域稳定目标的看法”特别会议在线上召开。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吴毅宏先生受邀参会，并做题为“从中东新事态发展看中阿、中以民心相通和区域稳定”的发言。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前军事情报评估部门负责人、政府和军队现任政策顾问雅科夫•阿米卓尔（Yaakov Amidror）少将、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创始人及执行董事魏凯丽（Carice Witte）女士等中东问题专家就中东新事态、中东中长期问题及挑战分享各自观点。现将吴毅宏先生发言整编如下。
尊敬的魏凯丽女士：
尊敬的雅科夫·阿米卓尔少将：
尊敬的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在2022年伊始，我们在线上就中东新事态发展和实现区域稳定目标展开讨论。两年多前，我们曾在太和智库北京总部深入讨论如何加强中以关系，分享彼此的智慧和相互认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我们只能远隔千山万水，通过视频方式进行交流和相互勉励。作为太和智库从事中东方向研究的高级研究员，我想结合这次特别会议的主题，就“中东主要新事态发展”“中东中长期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如何参与中东治理”谈一些个人看法，所谈观点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也不代表太和智库立场。
今年一月中旬，沙特、科威特、阿曼、巴林、土耳其和伊朗的外长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秘书长相继访华。1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还同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通电话。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新一轮疫情来势汹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东国家高官密集访华凸显他们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加强同中国发展战略对接的愿望。在动荡纷飞的国际和地区局势中寻找稳定之锚，是中东地区困局中的变局，决定中东新事态的发展。
2021年，尽管中东地区整体局势有所缓和，但地区大多数国家仍深陷多重困境，面临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难题。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一些地区问题暗流涌动。
2021年，中东发生了两次政变，一次是苏丹的军事政变，另一次是突尼斯的宪政政变。在苏丹，尽管国际压力成功地恢复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总理的权力，但他在试图调和文职部门与军队矛盾时遭遇失败，随即主动辞职。在突尼斯，凯斯·赛义德总统领导政变，于2021年7月下旬扰乱议会工作，解散政府，并采取多项行政和司法措施，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由于这些措施，突尼斯陷入了真正的金融危机，凯斯·赛义德被迫求助于支持其立场的一些海湾国家。
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中东地区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ESCWA（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最近的一项研究监测表明，到2020年底，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债务达到1.4万亿美元。债务危机主要出现在海湾国家中，其公共债务在2020年底约为5760亿美元，而2008年时仅为1170亿美元。
尽管2021年下半年国际市场油价有所好转，但这并未影响海湾国家的债务扩张政策，尤其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和巴林。
债务次于海湾地区国家的是中等收入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突尼斯、摩洛哥、黎巴嫩），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从2008年的2500亿美元（占其GDP的47%）跃升至2020年底的6280亿美元（占其GDP的73%）。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尽管享有国际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的债务减免协议，但仍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
沙特、科威特、阿曼、巴林、土耳其和伊朗都是中东重要国家，都将中国视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稳定力量，都有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政治意愿。近年来，上述国家都提出了中长期发展规划，希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加强与中国发展战略对接，与中国在能源、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电子商务、大数据等务实领域丰富合作内涵。访华期间，海合会秘书处与中国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尽快完成中海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建立中海自由贸易区。
中国—海合会自贸区沉寂多年后再次提上日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世界正处于能源转型的关键期，二是美国在中东的地区影响力已经出现下降，而这两个原因之间高度关联。石油此前一直是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石，随着清洁能源重要性的提升，中东的国际影响力出现滑落，导致地区和各国之间的权力发生转移。将经贸合作提升至发展战略对接的高度，已成为中国和海合会双方之间的共识，海湾国家甚至将对华合作视为未来百年国运所系。
虽然海湾国家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轨道上的扩展不会延伸到远离美国阵营的程度，但是，当前海湾国家对中国立场的定位可以被视为其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内外利益、逐步摆脱美国单边控制的一个积极发展。
未来，内生变量和外部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将共同形成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社会趋势。该地区的国家仍将面临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差距。公民们期望国家能够保护他们，并且能够按照国际标准为他们——尤其是青年人——提供新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们可能仍会觉得，国家的唯一目标就是控制他们，这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挫败感，并加剧精英阶层和其他人士之间的分歧。而该地区或部分地区将走向两极分化还是走向多元化，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当地社会和政治领导人为应对这些趋势而作出的选择。
人口因素引发的经济困难更加棘手。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到2050年，中东地区的人口将急剧增加，在30年内从2020年的约5亿增加至7.24亿。在这样的增长趋势下，青年人口数量将会激增，这将给国家带来一定压力。
部分国家面临的挑战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预估，到2050年，埃及的人口将增加6000万，而伊拉克的人口也将增加4500万。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20年进行的一份阿拉伯国家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经济问题是他们国家必须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其中9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内部存在腐败。一些评估指出，在过去的50年内，腐败给该地区造成了近1万亿美元的损失。而在过去的10年中，腐败问题一直是引发该地区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未来的中东事态发展取决于四大关键因素：
一、针对宗教的态度仍将是当地社会和政治动态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仍将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处理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变，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这些转变受到新的文化和认知模式的影响，例如个人主义、利益、实用性以及参照物或中心点的消失等。
二、气候变化：到2050年之际，气候变化将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全球事实，但其影响会因地区而有所不同，而中东地区的国家将受到最为严重的影响（整个地区都将感受到这种影响），包括极端天气现象、热浪、干旱、荒漠化、严重缺水和海平面上升等。最容易受到危害的地区之一，便是尼罗河三角洲——海平面上升约50厘米可能会迫使当地的400万埃及人迁徙至其他地区定居。该地区的政府和社会将不得不应对自然资源的匮乏，包括粮食短缺、价格波动，以及与新的疫情相关的风险。
三、后石油时代涌现的全球新能源体系将深刻影响中东未来生态。数字化和自动化将极大地改变经济、社会和文化模式，并且将从根本上改变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事实上已经很高且持续存在的失业率和不断上升的待业率——尤其是在青年人口中，中东必然会受到这些趋势的影响。虽然海湾地区可能更容易适应这些变化，但是其他拥有大量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紧张和政府效率低下的国家，则可能面临重大的社会问题。
四、中东的稳定同大国的责任担当密切相关。自去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美国总统拜登在中东动作频频：公布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一案完整调查报告，宣布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两国方案”，强调美国道义制高点，空袭叙利亚亲伊朗民兵以施压，同时与伊朗就重返核协议开展间接对话，重拾“胡萝卜加大棒”的政治操弄。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继续表示美国将从波斯湾地区撤出部分部队及装备，实现“战略收缩”。凡此种种，无疑表现出中东地区在拜登政府全球战略中的位置和其“美国回来了”的主导思想，凸显其从中东“走不了、放不下”的窘境。
围绕“撤离中东”，还是“重返中东”，美国政界、思想界、智库展开了激烈争论。智库认为美国传统的中东政策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地区现实和美国的战略需求。
最近，《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了一份《当少即是多》的战略报告，反思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战略和态势，明确指出，美国在中东仍有重要利益，需要在该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投资。然而，这些利益更加有限，美国必须愿意在中东地区接受更多的风险，同时也要优先考虑非军事手段。海合会国家担忧美国将从欧洲、中东和海湾地区向东亚转移军力部署，逐步减少甚至不再为海湾国家提供军事保护。显然，拜登的中东外交政策已难以适应异常复杂的中东格局。海合会负责政治和协调事务的助理秘书长阿卢瓦舍格（Abdel Aziz Aluwaisheg）认为，美国与海合会就地区安全问题的讨论需要“一个更系统的框架，并向领导层和决策者提供实质性的反馈。”
美国逐步退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积极结果，可能是安全责任将由地区大国来承担。鉴于冲突的高成本以及其他地区的进步相对缓慢所产生的风险，这可能会推动地区大国——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积极做出使冲突降级的努力，并采取措施以建立新的区域安全结构。
6年前，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东，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演讲，发出中东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提出“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不划分势力范围，不填补权力真空”；中国聚焦改革与发展问题，致力于“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2017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中强调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摒弃双重标准，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与宗教挂钩，致力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构建地区“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谋求中东地区的普遍安全与持久稳定。
中国开展亚丁湾等海域的护航行动，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加大参与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的力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参与中东安全治理事关中国的发展利益。现在，中国与越来越多国家之间的利益紧密相连。到2020年底，中国已经同138个国家和31个组织签署了202份合作文件。2021年又有一些新的增长。在中东，中国和中东国家签署了24份合作文件，与沙特、埃及、伊朗和埃塞等国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
早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曾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提出构建中阿“1+2+3”的合作格局。
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四点主张、落实巴以“两国方案〞三点思路，核心要义就是鼓励地区国家摆脱大国地缘争夺干扰，发扬独立自主精神，探索具有中东特色的发展道路。以包容和解的态度，谋求团结自强；以中东方式解决中东问题，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前海湾两岸国家互动势头有所上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有所进展，地区局势面临向好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存在各种问题和挑战。我们认为，无论形势如何演变，海湾国家都应把实现海湾安全稳定的钥匙放在自己手中。
海湾国家与伊朗关系一向紧张，中国如何平衡与阿拉伯国家及伊朗的关系一直是中海关系难以回避的挑战。2021年，中国与伊朗达成25年长期合作协议，曾被认为打破了中国与二者关系的平衡。但海湾国家接受了中国与伊朗发展正常合作的现实，转而寻求提升中海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致力于重启自贸区谈判，与中方达成类似的长期合作协议。
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朗都是中国的朋友，他们都重视中方的独特影响，期待中方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中国一直在积极劝和促谈。此次无锡会晤期间，沙特和伊朗都表达了愿意改善关系的积极意愿，各方也都表示愿为地区和平发挥自身作用。
目前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作为协议当事方之一，正在为积累共识积极斡旋。同时，我们也理解海湾国家在地区安全上的合理关切，中方为此专门提出设立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的倡议。我们还邀请波斯湾沿岸国家专家学者先行来华举行了“2轨”交流，以推动倡议的进程。下阶段，中方愿在尊重各方意愿、倾听各方呼声、整合各方设想的基础上，推动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倡议尽早落地，适时召开“1.5轨”论坛会议，并逐步将其升级为政府层面对话。
今年1月24日是中国同以色列建交30周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着悠久历史和文明，双方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不久前的通话中，中以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深化双边关系发展，推动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1月17日，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以色列文化和体育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以色列建交3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举办。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发表视频致辞，他认为，以色列和中国都拥有灿烂的历史文化，两国各领域关系发展良好。在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的重要时刻，两国艺术家联合奉献音乐会，以音乐传递真情、用艺术沟通心灵，具有特殊意义。
近年来，中以两国的合作不断加深，在各个方面都签订了许多重大协议，中国将帮助以色列建造大量基础设施。但迫于美国不断施压，以色列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一份来自以色列国内媒体的消息称，以色列政府已经明确向华盛顿方面表示，将会明确通知其与中国达成的一系列重大协议。而在美国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以色列将会重新审议这些协议。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一直依赖着美国的绝对支持。为了继续获得美国持续提供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支持，以色列会选择美国不足为奇，但不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中以两国之间的合作不存在任何问题，是因为第三方因素，以色列才作出了改变。
当然，这种改变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智库的研究人员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建言献策。实际上，近年来，太和智库和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为两国友好和民心相通做了大量工作，但这还不够，还应为中国和以色列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
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一带一路”研究正在成为各国参与国际事务、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智力支撑。中东智库及学术界逐渐从中国发展对世界的战略影响这一视角，转而向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着力，相关研究开始聚焦“构建全球价值链”“塑造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事关人类和平发展的重大议题。
随着中国同中东交往进一步加深，“中东学”和“中国学”研究也随之兴起。这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学者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学者，包括以色列学者、研究人员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进一步开拓民间交往，增信释疑，引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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