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美关系几个问题的判断

俄乌冲突虽然对美国家安全战略产生较大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影响，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对华竞争战略。俄乌冲突不是第二个“9•11”事件，其并没有对美国本土造成直接安全威胁，因此不会改变美国对主要威胁的战略判断，也不会改变“印太地区”作为美国地缘战略重心的地位。尽管俄乌冲突的确对美国家安全战略形成了一定影响，为应对俄乌冲突及欧洲新的安全态势，美国需要把一部分战略精力投向欧洲，但于美而言，俄罗斯是“急”，中国是“重”，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的格局不会改变。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五十年看，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变化当中，而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可谓重大且具根本性。其在程度上不亚于当年尼克松访华后的变化，但演进的方向却截然相反。当前，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美经济实力对比逐渐趋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处于弱势的一方，美对华战略一直是强国对弱国的战略，但现在中国发展之迅速已远超美国预期。2021年，中国GDP总量已占美国GDP总量的77%。在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科技、军事、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能力也取得了大幅进步，民众的“四个自信”不断增强，美国期望通过“接触政策”促使中国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愿望落空。目前，美国对华定位已由50年前的“不是盟友胜似盟友”变为“唯一能够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持续性挑战的全球竞争对手”。这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变化，也是衍生其他变化的根本原因。其二，中美经贸关系呈现互补性下降、竞争性上升的趋势。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当前两国经贸关系结构已经发生改变。2008年以前，中美经贸关系虽然也是摩擦不断，但基本以互利共赢为主导。美国为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提供了巨大市场，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时，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抑制了国内通货膨胀。中国用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刺激美国消费，双方经贸关系形成良性循环。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市场消费能力下降，加上美联储为转嫁危机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使得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面临巨大风险，导致中国对美元的信任度降低。为支撑经济增长，中国对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内实施刺激内需的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对美贸易保持巨大顺差，但不再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而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外投资。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拉动内需和创新，促使经济与科技的“自主性”不断增强。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已经达到美国的两倍，农业产出达到美国的四倍多。其三，竞争对抗成为美对华政策的“主旋律”。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美之间虽有分歧，但基调仍以合作、接触为主。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和美对华认知发生变化，从特朗普时期开始，中美之间九十多个对话机制——包括比较核心的战略对话机制不复存在，美对华接触政策成为了“过去时”。总体看，美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但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美国选择以“极限施压”“竞争、合作、对抗”等手法策略对华开展竞争，并逐渐挖空一个中国政策核心，将中美建交的基础“空心化”。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竞争对抗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合作在中美关系中将被边缘化。美国只有在符合其利益时或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才会与中国进行一些有限合作，这种趋势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

经贸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先受到美对华战略竞争冲击的领域。但实践证明，随着美对华竞争领域不断延伸，双边关系震荡加剧，经贸对于中美关系仍具有“压舱石”的作用，这与中美经贸关系的特殊性有重要关联。中美经贸关系不是简单的货物贸易，而是产业链依存关系，正因如此，“贸易战”的最大受害者是美国企业。虽然美国政府采用立法、行政法规等手段千方百计地强迫美国企业回归本土，但仍有约85%的美国在华企业希望继续扩大在华投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美方寻求以“全新、全面和务实”的方式处理对华经贸关系，承认全球两大经济体停止贸易并不现实，美方思考的问题不是“脱钩”而是“再挂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再挂钩”并不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回到以前，这种“再挂钩”是美方在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关系基础上的一种选择性“挂钩”，那些与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相关联的事项将受到持续甚至更加严厉的限制。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如果说历史上中美经贸起到了防止中美关系出现大幅度“颠簸”的效能，那么现在其功能则主要是避免中美关系“翻船”，甚至是陷入美苏式的冷战。

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称“疫情”）本应成为推动中美合作的契机，但受美国推行对华竞争战略的影响，其反而成了加速中美关系恶化的“催化剂”。这一方面体现出中美关系恶化程度之深，另一方面也表明未来中美合作将越来越难，越来越少。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美国将疫情政治化，利用所谓“病毒溯源”，炒作“中国病毒”等方式抹黑中国，并联合盟友对华施压，企图“索赔”。在有意引导下，美国内仇华、排华事件大幅增加，两国舆论和民意也因此变得更加对立。其二，疫情令中美从高层到民间的交流受阻，双方误解进一步加深。其三，疫情凸显美医疗卫生物资方面的对华依赖。在中美关系趋紧、战略互信下降的背景下，美对华疑惧进一步加强。其四，应对疫情不力是特朗普连任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刺激其出台一系列非常恶劣的对华政策，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其五，疫情凸显中美两国社会治理模式差异，疫情防控实效的对比令美国既有制度危机、治理危机更加严重。其六，美国意图将疫情问题“甩锅”给中国，刻意捏造虚假信息，加速了中美关系恶化。受上述因素影响，当前中美矛盾在美国内部已逐步被异化为种族问题，这将对未来双边关系产生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

2022年中期选举对于观察美未来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而其结果也势必会对中美关系产生连带影响。其一，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两年拜登政府还能否有所建树。在当前美国政治极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一旦民主党丢失众议院或参议院甚至是两院多数党地位，拜登将会成为“跛脚鸭”总统，未来两年恐将“一事无成”。目前，民主党在众议院占有222个席位，共和党占有213个席位；在参议院，民主党与共和党各占50个席位，民主党在副总统哈里斯的支持下保持微弱多数优势。2022年中期选举，众议员全部改选，34位参议员改选，只要共和党再获得5个众议院席位就能在众议院居于多数。从历史上看，大部分情况下，新总统上任后的第一次中期选举，其所属政党通常会损失一定数量的国会议席，加之2021年美国基于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划分选区对共和党相对有利等因素，民主党中期选举前景并不乐观。拜登本就是一个弱势总统，如中期选举后其进一步式微，则很难指望其在促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上有什么大的作为。其二，选举结果将决定特朗普会否代表共和党参加下届美国总统选举。如果中期选举后，特朗普支持的议员在共和党议员中占据多数，那么下届总统竞选时，特朗普代表共和党参选的几率很高。事实上，自2021年以来，共和党内一些敢于挑战特朗普的人已接连被“挑落马下”。尽管近期共和党内反特朗普的声音有所上升，但这些声音背后能量几何尚需观察。如果特朗普支持的人最终占据中期选举共和党胜选议员的多数，那么共和党内恐怕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特朗普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值得注意的是，受特朗普执政影响，共和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改变，党内建制派已无力平衡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展下去，则势必会对美国以及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