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军事冲突中舆论信息战的影响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1968年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写道：“对于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是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外国观念的入侵，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在报刊和广播占据传播主导地位的年代，亨廷顿对舆论传播的作用已有如此深刻的见解。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美国为控制欧洲、削弱俄罗斯、刺激本国能源出口和军工企业的扩张，极力挑起俄乌军事冲突，利用舆论宣传助推冲突的爆发。美国政府和主流舆论相互配合，对俄罗斯进行妖魔化宣传，“恐俄症”席卷西方世界，而美国则将自己打扮成“正义的代表”“秩序的维护者”；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前，美国政府对乌加入北约问题态度暧昧、对乌抗衡俄罗斯表示“坚定支持”，西方媒体大肆鼓动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俄发出的签署安全保障条约的建议，美国更是置若罔闻，从政府到媒体都大力宣传俄对乌的“入侵”。美西方的推波助澜刺激了局势的恶化，最终使俄乌两国兵戎相见，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俄罗斯为配合对乌的“特别军事行动”，使用了舆论战、心理战、情报战等多种形式的混合战争手段。在军事行动前，俄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回演习部队，大量渲染这次撤军行动，释放烟雾弹，造成局势缓解的假象；军事进攻开始后，俄渲染其军事力量如何强大，大批网络水军在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散布俄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意在瓦解乌方士气、左右国际舆论。为占据道德制高点，俄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国际传播行动。普京多次发表电视讲话，其2月21日的讲话涉及大篇幅的历史叙事，为即将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寻找理论依据和历史缘由。以“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为主体，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介活动。俄在国际传播中能够切入痛点，抓住核心问题进行辩护和宣介。例如，揭露美国向乌提供杀伤性武器，造成乌社会相互残杀和东部地区人道主义灾难；宣传乌政府否定二战历史，支持纳粹主义复活，对和平造成威胁；阐述北约长期的东扩政策对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揭露美国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发动战争、大搞霸权主义的恶劣行径。尤其是俄打着“去纳粹化”旗帜所展开的宣介活动，成为寻求国际社会支持的有力武器，许多国家在俄乌军事冲突中没有选边站队。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俄罗斯国内对普京的支持率最近已上升至83%。

美国在俄乌军事冲突中，撕去了其一贯标榜的“媒体中立和客观公正”的虚伪面具，其媒体成为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在美政府压力下，以多家互联网国际运营商为首的美国公司对俄发起断网行动，全力制裁和封杀俄海外媒体。苹果、英特尔、META、亚马逊、谷歌、微软、网飞、索尼、台积电等科技巨头发布公告，对俄实行断供、暂停业务等措施。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禁止包括“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及其子公司在内的俄媒体在欧盟国家的运营。西方对俄媒体的封杀措施包括停止向俄发放SSL证书、停止向俄出租端口和IP地址，即停止对俄罗斯域名的维护等措施。俄官方帐号多被推特、脸书和YouTube等平台“限流”，YouTube视频网站和苹果公司禁止俄罗斯使用其产品，谷歌禁止俄媒通过其应用程序进行营收活动等。

（图片来源：pixabay.com）

俄罗斯针对美西方的“断网”制裁，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以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对互联网的控制权。3月2日，俄宣布“准备启用主权互联网”。未来，俄有可能被迫与全球互联网断开，启动自己的“大局域网”——RUNET。实际上，俄早已开始应对西方的互联网封杀。2019年5月，普京签署《互联网主权法》，着手建立拥有俄罗斯国家域名的互联网系统，让互联网流量经由政府控制的基础设施来传输。俄还进行了多次断网测试，以保障俄在任何情况下互联网都能无间断运行。与此同时，俄坚决回应西方对俄媒体的封杀，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广播公司（ABC）、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彭博社采取相应限制措施。针对一些国家媒体对俄的不友好报道，俄也采取相应行动。据阿塞拜疆官方机构称，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禁止BAKU.WS等多家阿知名媒体网站在俄境内的活动。

网络攻击在俄乌军事争夺和舆论信息战中达到了空前规模，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网络攻击的类型主要为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双方在冲突之前就向对方完成了恶意软件的植入。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宣布对俄开展“网络战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全球的30个网站受到“匿名者”的攻击，出现流速缓慢甚至传输中断等情况。“匿名者”已攻击了俄数以千计的网站和系统，造成大量的机密信息泄露；据俄网络安全部门统计，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来自美国和欧盟国家的网络攻击分别占对俄网络攻击的28%和46%，这对俄的航天控制中心、国防、能源、金融、电信等要害部门造成严重影响；在美帮助下，乌政府组建信息网络“IT军团”，花重金聘请国外网络人才加入，并对俄实施了多次网络攻击。

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已对乌实施了三次网络攻击。从2022年1月开始，俄对乌外交、教育、内政、能源等多个领域的相关政府网站进行了大规模网络攻击。“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一周，俄对乌国防、武装部队和银行等要害部门实施网络攻击，导致这些部门大范围关闭和瘫痪。军事行动开始后，俄着重对乌方数百台计算机实施了数据擦除攻击。目前，俄正在部署一种名为“地理围栏”的防御性技术措施，阻止病毒入侵。

社交媒体在俄乌军事冲突中显示出巨大威力。一则乌克兰军队在黑海某小岛集体战死的假消息和一个小女孩送父亲上战场的虚构场景，令许多人“感动”，刺激了国际社会对俄“入侵”行为的憎恨。最近，基辅州布恰小城数百名民众被杀害的报道被社交媒体广为传播，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将严重影响俄乌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据多家外媒揭露，俄乌发生军事冲突以来，美中央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策划和组织反俄社会团体、自媒体博主和知名人士大量散布真假难辨的信息和评论，诋毁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反过来，社交媒体所反映的“民意”对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美国政府做出禁止进口俄石油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美国社会舆论的影响。德国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加大了对乌武器援助的力度。

俄罗斯多年来十分重视社交媒体力量的培育，利用政权优势和巨大的资金投入打造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其社会舆论阵地建设不限于国内，还扩展到许多国家，以俄语教育、文化中心、自由媒体和艺术沙龙等多种形式培育亲俄舆论。尽管与西方相比，俄罗斯的国际传播处于明显劣势，但在俄乌军事冲突之中，世界多国出现大量挺俄的网络水军，形成境内外联动声援俄罗斯，谴责美国和北约干涉俄乌冲突的国际舆论力量，对俄罗斯保持国际形象，争取国际舆论产生了有利影响。

美西方针对俄的舆论信息战，极有可能在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变本加厉地重演。俄乌军事冲突已成为美西方反华政客借题发挥、攻击中国的又一个工具。美西方舆论炒作“中国是俄罗斯的帮凶”，中俄形成所谓“邪恶轴心”，借俄乌冲突炒作台湾问题，渲染中国对南海的“武力威胁”，美相关部门策动组织网络水军大肆对中国进行攻击污蔑等都是例证，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首先，这次俄乌军事冲突，暴露出俄在互联网科技方面的短板和不足。俄目前90%民用芯片仍然需要进口，军用电子设备芯片明显被卡脖子。俄yandex、Vkontat和Mail.ru三家互联网大型企业发展长期止步于国内，国际上的影响力有限。互联网战略型企业的健康成长，有着关键性的重大战略意义。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建立健康有效的互联网高科技企业市场发展机制，促进民营和官办企业相互协调融合发展；加强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的系统化和法治化建设，提高互联网运用和管理水平；鼓励互联网企业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扩展海外市场。中心目的是尽快增强我国互联网科技独立自主能力，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应对美西方对我国高科技领域进行的更大规模的围堵和打击。

其次，在国际局势突变，逆风来袭之际，保持一个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十分关键。应该承认，美西方的迷惑性宣传在中国仍有市场，盲目媚美崇美，赞扬西方价值观，吹捧西方“代表正义”的声音也时常在自媒体出现。我们应该从舆论宣传和治理的角度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介，弘扬传统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所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增强自信心；充分认清美国搞霸权主义的真实面目，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使社会舆论在配合我国重大外交战略行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坚持国际公平正义原则中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要加强对社会舆论法制化建设和科学化管理，既要为舆论创造宽松的环境，又要积极引导舆论，坚决抑制对国家和社会有危害的不良信息传播。

再次，俄乌军事冲突，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数量庞大的媒体从业人员和发展良好的各类舆论传播平台。当前，应当有更加广阔的视野，着眼于全球化传播平台的建设。一是要着力打造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型媒体传播集团，形成多样化、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中国媒体在全球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二是应认真研究国际舆论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改进传播方式和手法，针对不同区域、国别和受众在精准和实效性上下功夫，讲好中国故事。三是尤其要重视对社交媒体的培育与利用。社交媒体以其广泛性、时效性、跨国性的独特优势，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应该在国内和国际两个阵地充分利用好社交媒体。四是国际传播虽受到美西方围堵打压，但不能放弃西方国家的市场，应继续寻找突破口，争取在西方舆论阵地上多发声。同时，国际传播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华友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采用多种手段拓展在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市场：政府层面的媒体交流合作，向相关国家媒体业投资；参与媒体市场竞争，与友华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深化关系；深入开展对知名人士和华侨华人的工作，建立广泛而稳定的对华友好民意基础，扩大对我国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