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

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最大变数是大国格局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美国、俄罗斯、欧盟和中国在价值观体系、实力地位、国际战略上的不同正共同影响着世界格局的走向。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一个正在衰落但困兽犹斗的超级大国。

美国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方式存在很多问题，近年来其政治、经济、社会、种族等领域矛盾集中爆发。特别是2017年至今，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最大消极变量：其国内矛盾高度紧张，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恶性膨胀相互交织；对外关系全面失序，孤立主义与霸权主义扭曲发展，野蛮结合。

特朗普政府频频毁约“退群”，破坏国际组织体系和全球治理进程；通过不断寻衅滋事，制造地区和全球紧张局势；肆意动用经济制裁、军事威胁、斩首行动等霸凌手段，极力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2020年伊始，美国对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发动斩首行动，不仅加剧了美国与伊朗的对抗，实际上还强化了西方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伊朗军方在美军压力下，导致误击乌克兰客机的惨剧。此事说明，发展中国家抗衡美国霸权行径，总体上依然有心无力。

2020年年中，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下称“疫情”）彻底失控，死亡人数暴增。警察暴力执法引发“黑命贵”运动，种族与社会问题全面迸发。当年年底举行的总统选举，加剧两党政治恶斗，社会撕裂程度前所未有。

（图片来源：知乎网）

中美两国存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双边关系曲折反复起伏不定。总体看，两国建交以来各领域的接触与交往，特别是经济人文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仍在持续推进，发展利益深度交织、安全关切彼此重合、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互有所求的局面已经形成。但美国对华政策中“接触加遏制”的两面性始终存在，且有愈发恶劣的趋势。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就先后推出了旨在围堵遏制中国影响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

中方为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持续采取建设性行动，做了最大努力。可以说，中国以最大的善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美两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然而，中美关系并没有完全按照中方期望的方向发展。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逐渐滑向全面恶化的危险深渊，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威胁和挑战，中美关系面临两国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复杂形势和严峻局面。

随着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背弃一系列国际义务和责任，现存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受到严重冲击和挑战，国际安全形势变得紧张和复杂。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也因特朗普政府悍然发动贸易战而受到严重破坏。中国不仅被特朗普政府确定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还成为了美国朝野两党共同认定的所谓“最大战略竞争对手”。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中国领导人从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出发，坚持不懈地维护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定力和高超的外交智慧。然而，美国没有与中方相向而行，反而倒行逆施，致使中美关系在“准危机”或称“亚冷战”的状态下持续下滑。其表现是：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识；两国经贸分歧演变成科技、金融、人文各领域的全面脱钩；不断扩大对华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在全球范围内拼凑以禁用华为5G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反华高科技联盟；在台湾、南海、涉港、涉疆、涉藏等所有重大问题上全面挑战中国的底线；陆续关闭中美共同创立的孔子学院；驱逐中国驻美记者并压缩中国驻美记者规模；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并限制中国外交官活动。

此外，美国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据此构筑针对中国的“四边机制”；恶意炒作“债务陷阱”和“新殖民主义”，破坏中国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排除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新格局和世界经贸新秩序；企图以扩大七国集团等方式将中国排除在全球治理进程之外；全面诋毁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试图离间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大力修复和强化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尤其是军事政治同盟，极力打造各种新版地缘政治小集团和安全合作小平台，进一步加剧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与围堵，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遏制中国崛起，同时竭力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

尽管如此，中方始终坚信：世界需要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基于这一信念，中方坚持不懈，继续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回归正常发展轨道。中方持续清晰表示，中美相处要遵循三点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解决中美关系问题，需处理四方面优先事项：一是展现大国担当，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二是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三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四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2022年2月，时值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中方借此机会，强调中美关系缓和向好对世界意义重大。《光明日报》于3月1日刊登题为《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的头版文章，文中指出：“上海公报”走过50年，我们也应该能把握中美关系的“天命”，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不醉心于大国竞争，不迷恋世界霸权，不抗拒多极化大势，找到前行的方向，走出现实的困境。毫无疑问，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我们期待中美关系的巨舰继续沿着老一辈领导人破冰开辟的正确航道，破浪前行，一起向未来。

此后不久，3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罗马举行会晤。杨洁篪表示，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此前“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对抗”等重要承诺落到实处。任何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杨洁篪还就俄乌冲突阐明了中方立场。

3月18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视频会晤。中方明确表示：中美过去和现在都有分歧，将来还会有分歧，关键是管控好分歧。一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其次，我们来看欧盟——一个正在从区域一体化榜样变为前景不明的碎片化集团的超国家组织。

（图片来源：搜狐新闻网）

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原本因区域一体化颇有成就而踌躇满志的欧盟，进入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苦难历程。欧盟成员国先是因欧债危机争吵不休，后又围绕中东难民问题继续开撕，加剧离心倾向。特朗普主政白宫后，肆无忌惮地推行单边主义政策，严重威胁到欧盟作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重要一极的发展前景。

2020年疫情重创欧盟，部分成员国在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实行以邻为壑的政策，导致危难丛生的欧盟雪上加霜。英国正式“脱欧”进一步加剧了欧盟内部的离心倾向，西班牙等国分裂主义势力受到鼓舞，法德意等国疑欧势力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抢眼。

欧盟和美国都面临许多问题，彼此间龃龉不断。但欧美并没有因此放松持续多年的对俄政治打压与经济制裁，反而不断联手加大遏制俄罗斯的力度。俄乌冲突发生后，美欧联手共同打压俄罗斯的力度急剧增大。

中欧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中欧之间早已形成“三个两大”和“四大伙伴”的共识：中欧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两大力量、两大市场，应共同努力构建和平伙伴关系、增长伙伴关系、改革伙伴关系和文明伙伴关系。

近年来，欧盟对华政策出现倒退，中国被欧盟定性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这与美国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如出一辙。2021年年中，中欧经多年共同努力谈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欧洲议会冻结，至今没有批准。

但在欧盟内部，对华认知也并不完全负面。德国、法国、匈牙利等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中欧务实合作仍在持续发展。中欧班列途经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开进欧洲，进一步密切了中欧经贸关系。2022年前两个月，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8746亿人民币。其中，中国对欧出口超过5800亿人民币，增长幅度超过20%，欧盟对中国制造和中国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大。

最后，我们看看俄罗斯——一个军事实力世界第二但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转型大国。

2012年，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不过担任了一届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放弃竞选，而由时任总理的普京重新参选。结果，俄罗斯毫无悬念地重回“普京时代”，梅德韦杰夫则复任总理。西方将俄罗斯的这种权力更替方式称为“二人转”，猛烈抨击这是“个人专制”。俄罗斯与美西方在价值观体系、社会治理方式、对外关系取向和国家安全构想等方面的诸多不同，导致两者的关系不但无法改善，反而愈加紧张和复杂。2020年7月1日，俄罗斯就宪法修正案进行全民公投，近八成参与公投的民众投票赞同将总统任期由每届4年延长为6年，“普京时代”进一步延续。美西方对此表示极为不解和不满，发起了对俄罗斯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特别是普京本人的口诛笔伐。俄罗斯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因此雪上加霜。

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艰难行进，依靠苏联时期留下的庞大军事遗产，凭借得天独厚、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美国和欧盟进行战略博弈，虽然困难重重，甚至是险象丛生，但仍不屈不挠，周旋至今。但不能不看到，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面临三大无法回避的问题和挑战：一是严重固化的政治体系如何实现现代化？二是陈旧落后的经济结构如何进行全面改革？三是如何从根本上调整和改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其安全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当代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它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的关系，特别是同急于加入北约和欧盟但还没有“加盟”“入约”的乌克兰的关系。由于历史积怨由来已久，加上美西方挑拨离间，俄罗斯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持续紧张并不断升级。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时俱进全面发展，既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助于国际关系总体稳定，符合人类社会根本诉求。

中俄两国拥有4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是山水相依的重要邻国，历史上的联系源远流长。苏联解体后，双方通过友好谈判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且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全球和平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中俄关系与时俱进，不断巩固，成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背靠背且上不封顶、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有力地维护了世界战略均势和国际秩序总体稳定。

冷战结束之际，苏东集团瓦解，华约组织解散，国际上有些人一度非常乐观，认为一个缓和代替紧张、对话代替对抗、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后冷战时代即将开始。然而，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作为冷战工具的北约非但没有宣告解散，反而疯狂扩张，是为“北约东扩”。

北约东扩为欧洲和世界带来巨大安全隐患。冷战后北约的五轮东扩，违反了美西方和苏联关于北约东扩止步于东德的约定，俄罗斯对此耿耿于怀。另外，《北大西洋公约》的集体防御条款也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进行修改，可见北约显然没有改变其作为冷战时期世界最大战争工具的本质。

由于美国是北约核心成员和主要支柱，北约可以说是美国维护世界霸权的重要依托。冷战结束初期，俄罗斯曾经期望加入北约，与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一样，与北约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双方甚至还共同设立了常设机构。但北约认为，俄罗斯加入北约犹如大象进浴缸，无意真正推进双边合作。俄罗斯最终放弃了与北约合作的想法，同时坚决反对北约无底线地持续东扩，特别是接纳与俄罗斯关系错综复杂的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但北约却对此置若罔闻，导致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持续紧张。

西亚国家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国。驻扎在土耳其的美军可以对欧亚非三大陆进行军事投射和军事打击。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虽与欧盟存在很多分歧，与美国的矛盾也在增大，但一直是北约重要成员。在称雄中东的意愿与雄心激励下，“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颇有市场，该国对抗伊朗和沙特，在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强化影响力的活动十分抢眼。

不久前，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推动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包括西亚地区的土耳其，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外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号称永久中立的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则成为观察员国。土耳其自认为是“突厥民族”中的“老大”，并且以此为荣，其正是突厥国家组织的核心力量。而该组织的横空出世，为中亚—西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陡增很大变数。

西亚北非地区，即通常所说的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世界三大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起源于这个地区。从民族看，这里杂居着犹太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国因为盘根错节的发展利益和犬牙交错的安全关切，长期博弈，恶斗不已。加上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外部势力竞相插手，如今的中东地区动荡不宁、战火纷飞，已成为人类社会久久无法愈合的最大伤口。

在非洲大陆，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水土不服，许多国家陷入“逢选必乱”的政治怪圈。近两年，一些非洲国家内乱再起，政变频发。最令人震惊的是东非的埃塞俄比亚，这个曾经被誉为改革典范的发展中大国，如今局势却陷入动荡。

在拉美地区，近年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秘鲁等国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美国插手干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导致拉美地区政治动荡与社会冲突的祸根长期存在，不时发作。

中国的周边环境。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复杂且最具有不确定性的大国。近年来，受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改变、地缘战略格局深度重组、国际大环境剧烈变动的影响，我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主权与尊严、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密切交织，交互作用格外彰显，特别是在周边地区尤为突出。

在东北亚方向，冷战遗留的最大一块“坚冰”，即朝鲜半岛问题依然无解。朝鲜研发试验新武器进程加快，北南关系再度趋紧。日本与朝韩关系未见改善，反而多有摩擦。中朝关系前几年因朝方与美国直接对话而突现高层访问热潮，近两年因朝方防疫需求而复归平淡。中韩关系前几年因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而严重受损，近年来虽有改善，但仍不如前。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表态模糊，中韩关系的未来走向还需观察。

中日关系对于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上台后，中方严正表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

从日朝韩三国近期事态发展，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看，东北亚地区生变、生乱、生战的风险不但始终存在，而且还在悄悄增大。在中日韩三方关系起伏不定充满变数的形势下，中方曾经寄以厚望的中日韩合作总体上仍难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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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与中蒙关系的整体态势令人满意。中俄边界与中蒙边界保持和平稳定，边境地区跨境务实合作亦有所成就，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尚未取得突破性的重大成果。

在东南亚方向，南海海洋权益与岛礁主权之争时起时伏。一方面，个别声索国不甘寂寞、立场多变、不时滋事，致使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船只和渔民常常发生海上冲突；另一方面，域外势力长期插手、挑拨是非，导致该地区形势紧张、战云密布。英法德曾发表声明，呼吁所有南海沿岸国家采取措施，维护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矛头对准中国。日本一再污称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寻求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借抗疫援助谋求政治经济利益。澳大利亚声称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不符合国际法”，新西兰《2018年战略性防务政策声明》也公开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国家追随美国“以台制华”的步伐加大。随着美国“印太战略”渐趋成型，“亚洲版北约”也正在筹划中。在这一背景下，部分东南亚国家调整经济发展借助中国、安全事务指望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华防范面上升，合作面下降。

在南亚方向，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循环往复、持续不断，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障碍。

更严峻的是，近年来中印边界因印方频频抵边修建军事设施而冲突不断，两国关系日趋复杂和严峻。目前，中印举行了十五轮军长级会谈，同意采取措施，缓和边境局势，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印度国内不时传来对华示强的战争叫嚣。

在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亚洲版北约”若隐若现的背景下，印度抵制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退出了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不仅如此，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重要参与方，印度竟然一再高调抵制中国制造和应用软件，严控中方对印投资和两国人文交流，推动对华脱钩。同时，印度在与美澳日沆瀣一气、共建“四边机制”的危险道路上却越走越远。近来，围绕俄乌冲突和阿富汗问题，中印之间加强了政策沟通和协调，两国关系似有积极进展，但影响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

巴基斯坦被称作是中国的“铁哥们”。但巴基斯坦经济发展落后，政治生态复杂，宗教势力影响甚大，恐怖组织多如牛毛，内外政策不够稳定。有些西方国家甚至认为，巴基斯坦是比阿富汗更为危险的国际恐怖主义输出国。近年来，中方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而投入数百亿美元，双方合作建设的瓜达尔港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团伙千方百计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制造了多起针对中国人的恐怖事件，甚至对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发起自杀式袭击。

位于南亚与中亚结合部的阿富汗，是我们周边地区中最不稳定的一个国家。这个人称“帝国坟场”的多民族穆斯林国家目前已处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但美国在当地进行的20年反恐战争给这个国家造成了难以言状的巨大灾难。中国与阿富汗拥有9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中国愿意为阿富汗推进战后重建、改善国计民生、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包括将中巴经济走廊延伸到阿富汗，做出最大努力。但阿富汗问题毕竟相当复杂，还要密切观察，且行且思。

在中亚方向，五个“斯坦国”均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我国西北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与哈乌吉塔四国主体民族同宗同源，哈吉塔三国与我国拥有共同边界。中国与中亚各国早就形成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特殊关系，中国十分关注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国与中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相当稳定，“一带一路”合作卓有成效。但也应看到，“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时隐时现，破坏活动时起时伏。个别国家内政不稳，对华友好的民意基础不够坚实，未来政策走向也带有不确定性。

总而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均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变动之中。2020年，疫情突然席卷全球，导致人与人之间彼此隔离，国与国之间相互封闭，各国乃至全球经济运行都受到巨大而长久的损害，当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国家GDP衰退达9.8%。世界经济面临从大危机滑向大萧条的现实危险，世界秩序混乱、国际关系紧张、周边形势严峻成为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新常态。

不过，机遇和挑战总是同时存在，并且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2021年底，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东盟10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建立全球最大的自贸区，这是了不起的巨大成就。

当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俄罗斯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而乌克兰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视之为“侵略行为”。这场冲突是新世纪欧洲大裂变全面开启的重大信号，也是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深入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应当指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与激进民主思潮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两大主因。

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同属东斯拉夫人，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文化隔阂猜忌，乌克兰在沙皇俄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反俄厌俄情绪。上世纪80年代中晚期，苏联改革陷入困境，乌克兰出现极端民族主义的“鲁赫”运动，时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乌共中央第二书记克拉夫丘克带头举起了民族主义旗帜。1990年7月，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1991年8月，乌克兰宣布独立。同年12月，已经成为乌克兰总统的克拉夫丘克与俄罗斯、白俄罗斯领导人一同宣布解散苏联，成立独联体。由此可见，极端民族主义是推动苏联解体、促使乌俄分道扬镳的重要驱动力。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推动独立后的乌克兰倒向西方，积极谋求加入欧盟和北约。美国和欧盟出于地缘战略考虑，刻意加剧乌俄矛盾。乌克兰不断滋长的反俄、厌俄情绪与过度亲西方的激进民主思潮相互推涌，导致乌克兰的俄罗斯族逐渐沦为二等公民，促使俄罗斯族比重较大的乌东地区逐渐产生弃乌投俄的分离主义思潮，从而埋下了日后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断然宣告独立的伏笔。

乌克兰独立之初，曾经宣布要搞东西方平衡外交，但因乌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而无法真正实现。不仅如此，库奇马执政时期，乌克兰竟然联手与俄罗斯关系不睦甚至严重失和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组建了对抗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小集团，即“古阿姆集团”。该集团后短命夭折。

1994年，乌克兰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由于俄罗斯当时也参加了这一计划，对此并未坚决反对。加上乌克兰提出了以“更少的壁垒、更多的桥梁”为口号的对俄新政策，两国关系因经济利益相互交织而有所改善。新世纪到来之前，随着乌克兰最终放弃核武器，不再要求分割苏联留下的黑海舰队，并与俄罗斯初步解决俄军长期租用乌克兰军港塞瓦斯托波尔的问题，双方得以成功缔结《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

进入21世纪，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和激进民主化思潮进一步发展，重新激化乌俄关系。2003年，双方围绕刻赤海峡发生领土争端，冲突与对抗发展到武力层面。同时，两国经贸纠纷也不断升级，务实合作项目大都瘫痪。

2004年，乌克兰激进民主派的尤先科通过“颜色革命”扭转总统选举结果，在一片争议声中就任总统。此后，乌克兰对外政策加速向西倾斜，谋求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步伐大大加快。由于俄罗斯此时已放弃加入北约，而乌克兰又地处俄罗斯与欧盟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与北约进行战略安全对垒的结合部，俄罗斯对乌克兰谋求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举动极其反感。加上当时乌克兰经济异常困难，经常利用俄罗斯天然气过境费问题刁难俄方，双方“斗气”高潮迭起，俄乌关系变得空前紧张。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乌克兰政治民主化进程过于激进，多如牛毛的多党政治格局演变成了变幻无定的政坛万花筒。加上各大资本寡头纷纷参政问政，各大利益集团不断分化重组，更是加剧了乌克兰的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区域对抗，最终导致无可挽回的深重危机。乌克兰独立之初，以克拉夫丘克为首的执政集团急于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全力推行多党制和西方意识形态，但缺少组织国家机关、开展经济建设、协调民族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导致乌克兰在经济发展低迷、国家治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党派政治却极度活跃。库奇马执政期间，总统滥权持续加剧，社会撕裂有增无减，内外矛盾全面显现，特别是乌克兰人同俄罗斯人之间的隔阂已经表面化。

2010年，主张在俄欧之间寻求平衡的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乌俄关系出现积极变化。2013年，亚努科维奇为争取俄罗斯支持以缓解本国经济困境，做出了推迟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决定，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结果，亚努科维奇被迫出走，代总统图尔奇诺夫推动议会通过一系列反俄法案。

2014年，在激进反俄情绪恶性膨胀的刺激下，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宣告独立。乌克兰政府随即对乌东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俄罗斯则不顾乌方反对，采取断然措施，一方面将克里米亚半岛划入本国版图，另一方面坚持为乌东两“共和国”提供各种援助和支持。

显而易见，正是在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激进民主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乌克兰才深陷政治经济危机、民族关系危机、地区治理危机和对外关系危机而无法自拔。换言之，克里米亚“出走”、乌东两“共和国独立”，完全是乌克兰人自已酿造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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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乌克兰冲突各方在明斯克达成了停战协议。但8年多来，明斯克协议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无论是“巧克力大王”波罗申科，还是喜剧演员泽连斯基，都表示要收复失地并尽快加入北约，甚至摆出不惜与俄罗斯一战的架势。美国、北约和欧盟出于自身战略需要，唆使乌方无止境地加大反俄力度，试图利用乌俄对立在战略上牵制并削弱俄罗斯。

从俄罗斯方面看，普京决定对乌用兵是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行动。此举看似突然，实际上经过了缜密策划和精心准备。

普京宣称，俄罗斯之所以对乌用兵，一方面是对西方几十年来的威胁、即北约东扩做出的“合理回应”。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2014年以来乌东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及明斯克协议未被认真执行的问题。因此，俄罗斯以“维和部队”的形式对乌开展“特殊军事行动”，并无占领乌克兰的计划。此次行动也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要阻止全球战争，是为了和平而“被迫”采取的行动，是要实现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俄罗斯甚至没有宣布断绝同乌克兰的外交关系。

但实际上，俄军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乌克兰进行全面包抄，攻势十分凌厉。俄军在夺取并控制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之后，直扑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大城市，乌东两“共和国”部队也全力配合，参与作战。不难看出，俄军展示出了拿下整个乌克兰的战略意图。

然而，由于战事进展没有像预想中的那么顺利，俄罗斯采取了新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全力推进其军事行动，呼吁乌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推翻本国政权；另一方面又接受了白俄罗斯的建议，表示愿意进行谈判。俄罗斯虽然没有宣布停止作战时间表，但表示完成任务即可撤军。那么，俄罗斯对乌用兵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完成哪些任务可以撤军，怎样才算实现了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对此，俄方语焉不详，外界也不甚了了。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曾公开撰文称：乌克兰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大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乌克兰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苏联人为划分出来的，东乌地区本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念，俄罗斯对乌开战前夕，宣布承认乌东两“共和国”，此举意味深长。

从乌克兰方面看，执政集团对疏俄、仇俄政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无底线反俄、仇俄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盲目崇拜西方的激进民主化思潮相互作用，导致乌克兰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失去自我。特别是以尤先科、波罗申科、泽连斯基为代表的执政团队，面对俄罗斯这样一个自诩为“战斗民族”的强大邻国，竟简单地将本国安全与发展问题寄托在寻求北约保护、向美欧求助之上，留下巨大隐患。

突如其来的战祸终于使乌克兰领导层如梦初醒：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只愿意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情报、装备、训练等援助，拒绝出兵“保护”乌克兰，甚至回避是否吸纳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面对俄罗斯的进攻，乌克兰只能孤军奋战，实行全国总动员，禁止18至60岁的男性离境，并向所有愿意拿起武器的平民发放枪支。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乌克兰并没有屈服，也没有丧失反抗意志。普遍不被外界看好的乌军并非不堪一击，他们的抵抗真的非常顽强。泽连斯基匆忙组建了最高统帅部，发誓要与首都同在，与国家同在。但在没有北约军队直接支援的情况下，乌克兰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俄军攻势，但多半无法改变战争的最后结局。

有鉴于此，乌方一方面坚持进行抵抗，一方面寻求和平谈判。在不关闭和平谈判大门的前提下，乌克兰继续寻求来自美西方的军事和财政支援，并且将俄罗斯告上国际法院，争取在美欧协助下赢得国际上的道义支持。战争进行到这个地步，乌方没有多少谈判筹码，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双方在顿巴斯以及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相去甚远，谈判进程及前景必定十分暗淡。由于俄军一时也难以完全获胜，俄罗斯也不得不认真考虑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可能性。因此，俄乌冲突将越来越接近于边打边谈、边谈边打的马拉松模式。

目前看，俄军在战场上并没有取得它所期望的全部战果，俄乌冲突出现了许多原来没有想到的重要变化。尽管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之中，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俄乌冲突没有真正的赢家，其消极后果和灾难性影响将异常广泛和深远。

首先，乌克兰无疑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咎由自取也好，代人受过也罢，它所遭受的重创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抚平。就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而言，山河破碎、国格沦丧、社会分裂、族群对立恐将长期存在。就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而言，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估计将成为社会常态。战后重建的巨额费用难以全额筹措，大量难民先外逃后回归难以妥善安置。美国发誓要把俄罗斯搞成“国际贱民”，乌克兰的国际处境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其次，俄罗斯可能在军事上最终打垮乌克兰，但无法长期占领和治理这个国家，无法弥合乌克兰东西部的矛盾，无法实现全乌克兰的共同发展。俄罗斯即便打掉了亲美仇俄的乌克兰现政权，也不能消除战争带给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大民族的深仇大恨，不能永久抚平战争受难者的心理伤痛。乌克兰的战后重建问题将成为俄罗斯背不起又甩不掉的巨大包袱。

更复杂的是，即便打垮乌克兰，俄罗斯的安全问题也得不到根本解决，反而会变得更加麻烦。它同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波兰等北约邻国将处于长期对峙状态，芬兰、瑞典也可能加入北约，北约国家联合对付和防范俄罗斯的力度将空前加大。俄罗斯与北约将长期处于战争边缘状态，甚至是核战争边缘状态，与波兰等“宿敌”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也进一步增大。

从经济方面看，俄罗斯已遭受并将继续遭受“史无前例”的严酷制裁。这种制裁将对俄罗斯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大的、无法估量的伤害。虽然俄方反复声明，它已做好应对美西方制裁的充分准备，但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受到如此打击，并不是短时间内所能缓解和补救的，其国内隐约存在的反战情绪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局稳定。

从政治和外交方面看，俄罗斯遭到美西方“孤立”，其参与国际事务，特别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可能大大萎缩，外交处境将比当年的苏联更复杂、更艰难。

最后，美国和欧盟是俄乌冲突“最大赢家”的说法，以及“欧盟是输家”而“美国是赢家”的说法，也无根据。不论是“史无前例”的制裁，还是“史无前例”的外交围剿，美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做到了基于价值观的“史无前例”的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然而，美西方为把俄搞成“国际贱民”无所不用其极，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它们愈加反感，也愈加警觉！

还要看到，俄罗斯是世界上的化石能源供应大户和粮食出口大国。美欧不计后果实施对俄制裁，自然会导致俄罗斯奋起反击，能源与粮食依赖于俄罗斯的欧洲将深受其害，损人不利己的感受会尤其强烈。此外，“老欧洲”国家在俄投资规模不小，与俄罗斯存在深度利益交织，中止对俄经济联系与合作，其自身的经济损失同样不能低估。受美欧制裁与俄罗斯反制裁的影响，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粮食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涨，这是美欧不得不面对和承受的“间接损失”和“长线代价”。

美国、欧盟和北约推动俄乌冲突长期化、对抗永久化，在东欧地区制造出远比“巴尔干火药桶”更可怕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和北约为延续对俄战争准备和军事优势，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北约东翼的军事部署，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军费和军备。美国和欧盟在与俄罗斯这个已经无所畏惧的核大国长期对峙、长期备战的状态下，日子将越来越难过。整个欧洲将长期处于战争“人质”状态。

（图片来源：网易新闻网）

俄乌冲突既是新世纪欧洲大裂变全面开启的前哨战，也是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深入发展的风向标。俄乌冲突的发生与发展，后果与影响，将使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地区和全球安全格局、大国关系及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新形态的全球治理合作、人类文明的互通与互鉴，包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事业，都将面临更多变数和更大考验。

俄乌冲突发生后，美西方以普京此前曾访问过中国、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合作文件为由，对中俄是否在俄罗斯对乌用兵问题上事先进行协商大做文章。一是追问中国是否提前知道此事，二是无理要求中国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三是质疑中国是否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四是指责中国未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面对国际关系领域的这些新问题、人类发展进程的这些新事态，中方坚持认为：稳定并加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依然是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避免更大风险和冲突的可靠保障。与此同时，中国始终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俄乌冲突，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坚持劝和促谈的正义立场。

2月25日，亦即俄乌冲突爆发后第二天，中俄元首立即通话，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俄方介绍了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以及俄罗斯在乌东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情况和立场，表示美国和北约长期无视俄罗斯合理安全关切，一再背弃承诺，不断向东推进军事部署，挑战了俄罗斯战略底线，但俄方愿同乌方开展高级别谈判。中方表示，将根据是非曲直决定立场，主张摒弃冷战思维，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中方支持俄方同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关于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本立场是一贯的。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各方一道，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两会期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明确表示：中方始终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表明主张。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原因错综复杂。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而不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要化解当前危机，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照顾当事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必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必须着眼地区长治久安，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中方立场和原则很清晰：国际社会应当聚焦劝和促谈、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两大问题继续努力。中方在劝和促谈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中方希望俄乌谈判能取得进展，也愿意为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贡献自已的力量。

纵观近年来国际大环境与周边小环境的剧烈变化，特别是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关系新态势，我们对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科学判断会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和更加深透的理解。在当前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特殊形势下，我们必须明确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统筹发展与安全两大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所有领域做好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开展各种伟大斗争的准备，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