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经济竞争”——美智库报告评估中美经济发展趋势

报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名为“一个崛起的中国”（A Rising China），总体介绍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其给世界、美国和中国自身带来的影响。报告提出，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体现在每一种关系的各个层面，其不仅改变了中美关系，也重新定义了中美各自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同时，经济崛起也让中国拥有了影响其他国家的有效工具。

第二部分名为“21世纪的新趋势”（Trendlines in the 21st Century），该部分是报告的主体，分别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贸易、商业投资、金融这最能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四个方面，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力量进行了比较分析。其核心观点如下：

其一，中国的经济实力已接近美国。报告提出，以GDP为衡量标准，2021年中国GDP总额为17.7万亿美元，美国为24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GDP总额的73.7%。自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能达到这一水平。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标准衡量，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美国，达到美国的115%。

其二，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影响力已经超越美国。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120余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启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集团的领导者。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美国曾计划与中国“脱钩”，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称“疫情”）导致全球贸易下降的情况下，中美贸易额不降反升。同时，中国还是几乎所有绿色能源产品的制造国，生产了世界上80%的太阳能电池板、40%的风力涡轮机以及90%的精炼稀土。伴随全球能源的加速转型，世界对中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报告还提出，中国全球贸易地位的上升，不仅增强了其经济实力，还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令其无需运用武力就能左右其他国家。因此，中国也将贸易拓展视为“金科玉律”。

其三，中国在商业和吸引外资方面发展迅速，但与美国仍有差距。报告援引《财富》数据称，2020年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24家中国企业和121家美国企业，这是美国企业上榜数量首次被超越。但报告也指出，美国121家企业的总收入远高于中国企业，美国企业的品牌价值是中国企业的两倍以上。在吸引外资方面，2000年至2020年间流入中国的外资由410亿美元增长到1630亿美元。在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的榜单上，中国排名从第46位上升到第31位，虽然其与排名第6位的美国仍有明显差距，但预计未来排名还会进一步上升。在科研创新方面，从2000年至2019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翻了13倍，达到5150亿美元，已快接近美国6100亿美元的水平，而且中国在5G、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图片来源：股城网）

其四，美国在金融领域拥有巨大优势。首先，尽管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由21世纪初的70%降至60%，但仍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而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仅为2%。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虽有所下降，但美元的国际地位依然非常稳固。2012年至2019年间，美元在SWIFT跨境支付系统中的份额上升了10%，达到40%。但报告也指出，目前中国正在推行的数字人民币业务，可以给交易商提供一条绕过该系统的路线，进而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其次，虽然中国的股市和银行业自本世纪以来增长迅速，但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目前，美国股市仍占全球股票市值50%以上，在全球十大银行中，美国上榜银行的总市值远高于中国上榜银行。不过，中国银行提供的跨境信贷总额要高于美国和欧洲银行。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其债权额度超过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所有经合组织债权国政府发行债务的总和。最后，在激发本国民众创新力方面，中国远不及美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在吸引创新投资方面与美国有较大差距。2020年中国创新型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总额仅为美国的一半，2021年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二是美国在吸引移民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过去20年，美国共吸引1500万人加入美国国籍，在此期间，在美国国内成立的市值超1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当中，逾一半创始人有移民背景。由此可见，在为发明家和企业者提供优质环境方面，美国仍有显著优势。

第三部分名为“未来前景如何？”（What about the Future?），该部分通过介绍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因素，提出中国发展拥有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

作者在此部分首先明确了撰写报告的目的是想回答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还会像过去几年一样，继续以超过美国两倍甚至更多倍的速度持续发展。作者对中国的制度仍充满意识形态偏见，但面对中国过去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其又显得不够“自信”，因此给出了“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结论，并在其后用支持和反对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两派理由为其“不确定性”结论进行了变相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