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德技术移民与高技术移民情况调研

统计口径和对华人定义的区别，使得各大机构关于旅居欧洲的海外华人统计数据产生了较大的差别。目前普遍认为旅欧华人的总人口在200万到300万之间：Statista估计，截至2020年底，有241万海外华人居住在欧洲，比2010年增加了10万（Statista, 2020）（Statista： 一个包括了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综合数据的资料库）。

早期从中国移往欧洲的华人主要是生活贫穷和政治原因。这些移民主要是来自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非技术性劳动力，以及各种“避难”的申请者。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之间，欧洲的华侨华人数量翻了一番，从60万增至150万。移民模式更加多样化，技术型移民和非技术型移民逐步增长，并受到多种移民动机的驱动。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为赴欧留学生和技术移民提供了新的动力。

欧洲见证了中国新移民的急剧增加。旅欧华人占所有华人移民的比例仅为5%，但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新移民指的是自1980年之后迁移的移民）在当地华人总数所占的比例已高达80%[3]。相比之下，尽管亚洲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地方，但亚洲的中国新移民比例仅为11%。

自2000年以来，中欧贸易、投资和学术交流日益增加，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欧关系的变化催生了移民海外的新模式。相关证据表明，欧洲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移民的新目的地，对于寻求在海外发展事业和留学机会的人而言尤其如此。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教育部指出，到2011年，欧盟国家的海外中国学生总数为12万人[4]，较十年前增长了6倍之多。至2018年，大多数前往欧洲的中国留学生被英国的教育机构录取，其次是德国和法国的大学（DAAD，2019）（DD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总体而言，前往欧洲的中国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主要包含了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专业人士和企业家。自然，这种移民结构发展的新趋势在德国也日渐明显。

截至2020年底，总共有145610名华人居住在德国（Statista，2020），约占德国移民总人口的1.3%，在各国移民人口数量中排名第20，这表明中国人属于德国移民人口中的少数群体。自2000年以来，前往德国的中国移民人数稳步增长：2015年中国在德国的净移民达到顶峰，为11456人。自2015年始，中国向德国的移民增幅逐渐放缓，而向其他地方的移民逐渐增多。下图（图1）显示了2013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向德国移民的增长情况：其趋势与德国的整体移民增长情况基本一致，即在2015年达到了净移民总量的峰值之后，移民德国的人口开始逐步下降。

受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大流行的影响，2020年迁入德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极低，导致了德国20年以来首次记录了数值为负的中国净移民（2020年有10300名中国人移民到德国，而同年有14508名中国人迁出德国，导致移民净增长量为负4208人）[5]。相比之下，2019年从中国迁往德国的移民是2020年的一倍多（23441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12068人）。虽然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2020年德国签发给中国人的以学习为目的的居留证总量（2020年为1696人）比2019年（6383人）大幅下降73.4%，但2020年大部分移民到德国的中国人仍然是出于教育目的，其次是来德国就业的华人。排在第三位的是家庭团聚的中国移民。图2描述了2019年基于不同移民目的迁入德国的中国移民人口分布。

一方面，在德国工作的技术型中国移民总量持续上升。同时，毕业后可能从事高技术型工作的中国人也在稳步增长，这一点从2006年以来的留学生居留证总数上便可得到证实：持此类居留证的中国移民约占居留证总数的35%。这一比例在2015年达到了峰值，为43%（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5a, 2016, 2017, 2018, 2019）（Statistisches Bundesamt：德国联邦统计局）。

大部分中国人在德国从事贸易、餐饮和运输业，其次是其他服务业，然后是制造业和建筑业。虽然传统的行业如餐饮业和贸易业，仍然是德国华人从事的主要行业，但目前的职业分布已经非常多元化。官方报告和实地调查数据也交叉证实了在德国的中国新移民普遍在跨国公司、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及对学历、专业资格、相关工作经验有高要求的组织就职。此外，中国移民的个人净收入也远高于在德移民人口的平均收入。

在德国，“技术移民和高技术移民”的定义是根据移民所获得的德国居留法中的居留证类型来定义的，即持有居留法AufenthG第18至21条居留证的人是法律上所定义的技术型移民和高技术型移民。持有居留法AufenthG第18至21条居留证的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包括：§18 Abs. 4 AufenthG第18条第4款（有资历的工作），§19 AufenthG第19条（高技术），§19a i.V.m. AufenthG Nr.2第19a条第2项（欧盟蓝卡），§19b AufenthG第19b条（ICT卡，公司内部调动），§20 AufenthG第20条（研究员），以及§21 AufenthG第21条（自雇职业）。非技术型或低技术型劳动力指的是持有§18 Abs. 3 AufenthG第18条第3款（无需资历的工作）居留证的移民。

德国的劳工移民持续缓慢增长且疫情对增长的冲击很大：与2019年相比，2020年的劳工移民减少了54%，这使得2020年最新颁发的针对技术型移民的新移民法案完全失效。图3说明了2015年至2020年德国劳动力迁移的发展情况。

德国的移民劳动力主要是来自西巴尔干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总体而言，德国从第三国（非欧盟国家）吸引的技术型和高技术型劳动力总和（占总比61%）要比低技术型移民劳动力（39%）多。继家庭移民之后，劳工移民是2019年第三国移民人口中的第二大群体，占第三国移民总人口的12%。图4比较了2015年至2019年期间德国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与低技术型移民的增长趋势[6]，首先两者的增长幅度相当，再者，自2017年后两者的增速均放缓。这表明，德国近几年来设立的各种新法，旨在吸引尽可能多的来自第三国的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可能并未完全奏效。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

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9年期间，平均高达48%的中国移民是技术型或高技术型移民[7]，并且比德国的移民总人口在性别上更加平衡。统计数据还表明，此类中国移民总量增长明显：2006年至2015年期间，仅以就业为目的获得居留证的中国移民就增长了41%。

图5显示，德国大部分移民劳动力（39%）从事的是无资质的工作（持有第18条第3款居留证的移民人口，即低技术型移民），其次是一般技术型移民（33%，持有第18条第4款居留证），其余28%是高技术型移民（即持有第19至21条居留证的人）。

相比之下，来自中国的移民劳动力呈相反的结构：仅有6%（157人，2019年数据）的中国移民从事无资质的工作（低技术型移民，持有第18条第3款居留证的移民人口）。2019年的数据（图6）所示，其余94%（2379人）的中国移民属于技术和高技术型移民：其中大多数（61%）是高技术型移民，39%是技术移民（见图7）。此外，从事无资质工作的中国移民（低技术型移民）总量持续大幅下降（见图10）。持有不同工作居留证种类的中国移民在德分布情况见图7和图8。

（来源：《2019年移民报告》）

下文将依次讨论德国签发给第三国技术型/低技术型/高技术型移民的不同类别的居留证，用以说明中国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的数量、模式和增长情况，以及与其他国家劳动力移民之间的对比。

居留法第18条第4款（有资历的工作）技术型移民和居留法第18条第3款（无资历的工作）低技术型移民

居留法第18条工作居留证是专门签发给在德国从事技术型或低技术型工作的第三国移民。技术型工作和低技术型工作之间的区别由细分的居留法第18条来定义：§Abs.4 AufenthG第18条第4款（有资历的工作）为技术型移民居留证，而§Abs.3 AufenthG第18条第3款（无资历的工作）为低技术型移民居留证。与技术型移民相比，德国的低技术型移民劳动力（即无资历的工作，无技能的移民）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下图（图9）显示了2015年至2019年期间这两个群体的增长情况。2015年，低技能的移民群体只占36%，技术型移民群体占64%；到了2019年，低技术移民总量已增长至多数，即54%。

相反的，2019年，持有居留法第18条工作居留证（包括技术型和低技术型移民工作居留证）的中国移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技术型移民（85.5%），低技术型移民仅占14.5%，女性占总比的40.1%，占德国劳工移民总人口的2.4%。自2014年以来，低技术型中国移民呈逐年大幅下降的趋势（见图10）。

居留法第19条（高技术移民）

居留法第19条授予高技术移民快速的永久居留的权利。这类工作居留证直接被命名为高技术移民居留证。然而，自2013年欧盟蓝卡开始实施以来，这类工作居留证的申请却迅速下降并停滞了：图11显示，居留法第19条居留证的申请在2013年有明显下降，而同年欧盟蓝卡申请正式开始。这表明大部分原本可能选择申请第19条居留证的高技术移民最终选择了申请欧盟蓝卡。2020年，仅有22人申请并获得了这一类别的居留证。

居留法第19a条（欧盟蓝卡）

欧盟蓝卡是欧盟各国专门为来自第三国、希望在欧盟范围内工作的高技术型移民提供的居留证。与其他居留证相比，它在欧洲范围内提供了更大的流动性，并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永久居留权。第19a条居留证指的是德国签发的欧盟蓝卡。

2019年共有654名中国移民成功申请了欧盟蓝卡，占到同年欧盟蓝卡总人数的5%。如下图（图12）所示，继印度、土耳其和俄罗斯之后，中国在所有欧盟蓝卡移民中排名第四。图13所示，自该卡签发伊始，申请德国欧盟蓝卡的中国高技术型移民人口一直在稳步增长，并在2017年达到峰值。

居留法第19b条第一款和第19c条（ICT卡，公司内部调动）

这类居留证是为了方便公司内部员工调动而签发的，针对的是高技术型移民。2019年，共有153名中国人获得ICT卡，占总数的10%。持有ICT卡的中国人总量仅次于印度人，排名第二（见图14）。

居留法第20条（研究员）

这类工作居留证专门签发给学术机构的第三国研究人员。自2013年以来，中国研究员的数量一直领先于所有来自其他非欧盟国家的研究员。如图15所示，自2015年以来，这一类型的中国移民一直在稳步增长。2019年有521名中国研究人员持有§20 AufenthG居留证，占移民中研究人员总数的27%。图16所示，排名第二的印度研究员占比11%，不到中国研究人员群体的一半。中国研究员女性占比40%，表明在高学历群体里中国移民的性别比例非常均衡。

居留法第21条（自雇专业人士）

这类居留证签发给自雇专业人士，而自雇工作又分为一般商业活动和自由职业。继美国之后，中国的自雇移民在2019年达到123人，位居第二，占总数的8%。

由此可见，在德国工作的中国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在占比和增长方面都印证了中国是德国技术和高技术型移民的主要来源国。同时，正如下一章节所述，在德国高校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是潜在的高技术型移民。

在德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约占海外华人留学生总数的13.1%。德国是继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后的第四大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目的国（DAAD，2019）。Wissenschaft Weltoffen报告显示，德国也是目前世界上第四大留学目的国。虽然英国是欧洲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国家，但德国与英国的差距正逐步缩小。

自2006年以来，中国留学生一直是德国大学最主要的生源。2009年就有近25000名中国学生在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到了2016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已经达到32268人，占德国留学生总数的近13%。仅在2019年，就有26825张以留学为目的的居留证（如包含了以教育培训为目的的居留证，则总共有42695名中国人持有以教育为目的的居留证）签发给了中国人，占所有第三国（非欧盟国家）海外留学生的18.4%。同样，2019/2020年冬季学期大学入学的外国学生的主要来源国是中国（44490人），占国际学生总数的10.8%，其中女留学生超过半数。总而言之，在以留学为目的获得居留证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的大学留学生所占比例最高，超过了21%。而自2005年以来这一高比例一直保持较稳定。

在德国高校中，中国留学生选择最多的专业是MINT（数学、信息技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2019年，有一半（49.3%）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工程科学，随后是法律和社会科学（18.5%）、数学和自然科学（11.3%）、人文科学（10.2%）和艺术（5.5%）。

此外，中国留学生的毕业率也是最高的。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大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的辍学率最低：德国本地大学生的辍学率为28%，德国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平均辍学率为46%，西欧和非洲学生的辍学率更是高达60%以上，而中国留学生的辍学率仅为20%。2019年，共有7822名中国人成功从德国大学毕业，远超其他国家的毕业生数量。

中国人也是持有德国毕业后求职居留证最多的外国人（§Abs. 5 AufenthG16居留法第16条第5款为高校毕业后求职居留证）。这部分中国移民一直在逐步增加，并在2019年达到2192人。许多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顺利进入了德国的劳动力市场：2011年，在德国高等教育机构中，近40%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后成功找到了工作（DAAD和DZHW，2015）（DZHW：德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中心）。可以佐证的是，在从以学习为目的的居留证转为以就业为目的的居留证持有者中，中国人也占比最多。

尽管中国留学生是德国高技术型移民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自2015年以来，前往德国的中国高校留学生数量却逐年减少（见图18）。2014年至2019年期间，来德留学的中国移民占来德中国移民总数的平均比例高达35%。但这一比例自2015年以来持续下降，并在2019年达到27%的新低（因为疫情影响造成的强烈偏差，2020年的移民数据未被采纳）。数据还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大学毕业后选择离开德国。这体现在持有德国求学居留证的中国外迁移民逐步增加，使得留德的中国大学生/毕业生总数处于持续下降的趋势（见图18）。

除了《居留法》法定的持有研究人员居留证移民的数据（来自第三国的研究人员，持有§20 AufenthG居留法第20条，即研究人员居留证），联邦统计局（关于大学的科学和艺术人员的数据）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也会公布关于在德外国科学家的年度数据。2020年，此类居留证持有者的主要来源国是意大利（3985人）、印度（3881人）、中国（3706人）、奥地利（2925人）和美国（2439人）。他们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是数学和自然科学（11571人）、工程科学（10958人）和医学/健康科学（10874人）。2019年，外国客座研究员的前五个来源国分别是中国（2202人）、印度、俄罗斯、意大利和美国（见图19）。如图20所示，自2012年以来，在德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一直保持增长，仅在2017年出现了短暂的下滑。

综上，中国是德国高技术型移民的主要来源。实地调查数据显示，这些中国移民有很强的国际流动性，并对其他的移民选项（如回国、去其他英语及德语国家）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事实上，德国的永久移民相对于本国人口的比率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最低的。这意味着许多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并非最终在德国定居。2019年德国第三国移民的外迁人口中，有高达18%[8]的比例属于技术型和高技术型人才。而同年迁出德国的中国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的比例更高，几乎占到迁出德国的中国移民总数的一半（44%）。探讨外迁移民和家庭移民的数据对于深入了解技术型移民和高技术型移民的居留意向是不可或缺的：外迁移民代表了被德国吸引而来的各国移民最终的选择并不是定居德国，而家庭移民的信息也侧面呈现了移民是否有在德国安家乐业的意愿。下文将对此做详细分析。

不少中国移民正在离开德国，这一点可以从离开德国的中国外迁移民总量发展趋势上得到证实。2019年中国外迁移民总量在德国的第三国外迁移民总量中排名第二（占总数的6%，见图21）。在离开德国前往其他国家的中国移民中，大多数（71%）持有效期为8年以内的居留证（10929人）（见图22）。离开德国的中国移民总量正在稳步增长（见图23），其中近一半是技术型移民或高技术型移民。在2019年记录的15304名旅德中国外迁移民中，44%的人属于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其中31%（4754人）为德国大学毕业生，13%（2016人）为曾经在德国就业的华人（见图24）。2014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技术型和高技术型外迁移民占迁出德国的中国移民总量的平均比例为48%。图25描述了中国技术型移民和高技术型移民的百分比变化：尽管有稍许波动，但离开德国的中国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的百分比保持在40%以上。

申请家庭团聚的中国人仅占德国家庭移民总量的2.3%，并且这一移民人口的数量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萎缩（如图26所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只有1042名中国移民申请这类居留证，较2019年锐减了53.5%。结合居住在德国的中国移民的迁入和迁出模式，这一趋势进一步表明，尽管德国成功地吸引了不少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的中国移民，且人数越来越多，但几乎有一半的人才决定离开德国，而且打算在德国定居的中国家庭并不多也未见太多增长。相反地，中国来德家庭团聚的移民申请自2017年始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

仅在2019年，来德就业的华人就占到了德国所有劳动移民总数的4%，是所有持工作居留证移民总数的5.5%（8188人）和所有技术型移民和高技术型移民总数的6%，以及高技术型移民总量的8%。中国与其他国家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相比，26.5%是研究人员（该数据自2013年以来一直领先于所有其他第三国研究人员），10.4%持有ICT公司内部调动居留证，5%是持有欧盟蓝卡的中国人，4.4%的是从事有资质要求的技术型工作的中国人。只有0.6%的中国移民从事不需要任何资质的低技术型工作。在所有获得合法工作居留许可的中国移民中，94%的人从事技术型和高技术型工作，其中61%是高技术型移民。尽管中国人在德国的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但数据显示，这一人口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中国移民的比例却开始缩小。如下面的图27显示，在2014年，56%的中国移民是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到2019年这一比例下降至38%，这主要归咎于2015年后中国留学生相对数量的逐步减少。

截至2019年底，共有25463名中国移民持有以工作为目的的居留许可证，占持有工作居留证移民人口总数的8%，是此类移民总人口的第三大贡献者。在持有欧盟蓝卡居留证的移民类别中，居住在德国的中国移民总数为4558人，占总量的7.4%，为第二大贡献者。同样，2019年居住在德国持有技术型工作居留许可证的中国移民总数占总量的10%之多，是继印度之后的第二大技术型移民来源。截至2020年底，中国人占德国移民劳动力总数的8%[9]：移民劳动力总量包括了以工作为目的的居留证，具有潜在就业资格的居留证以及获得永居资格的移民。中国在移民劳动力总量排名中位列第三。2019年，有2410名中国移民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占同年获得永居移民总数的13.7%，在第三国移民国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印度。

2019年，许多中国人离开了德国，是第三国移民中离开德国的第二大外迁移民群体。并且，这些中国移民人口中有44%的是技术型和高技术型人才。总体而言，2014年至2019年期间，技术型和高技术型中国移民的平均外迁比例几乎占到整个在德中国移民人口的一半（48%）。同时，与其他移民群体相比，中国家庭移民的比例却一直保持很低；而且自2017年以来，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间接表明更多的中国移民以及其家属可能考虑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定居。

毫无疑问，稳定增长的中国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的输入使德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受益颇多，而中国却要面对国际高技术人才持续外流的难题。通过实地调查来分析目前在德国的中国高技术移民的经历和居留意向，对移民输出国中国和接收国德国都十分重要。调研选址为德国的第一大移民城市柏林。柏林是德国向国际移民发放居留证第三多的地区：仅2019年柏林一个市就发放了110912份居留证，其中15%的移民是出于教育目的，17.3%的是来德国就业的移民。

该调查收集了有效问卷110份，完成了17次访谈，还观察和参与各类技术型和高技术型中国移民群体的线上和线下交流。报告收集的相关数据包括了高技术中国移民在德国的合法身份、年龄、原籍、现居住地、在德国的居住时间、语言能力、教育水平、接受高等教育的国家和大学、专业以及工作和培训经历。调研过程考察了这一中国移民群体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的途径，他们的职业流动性和对德国职场的效率、透明度和公平性的评价，以及未来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职业选择前景。数据还显示了在德国的高技术中国移民对社交媒体的选择和使用，他们的跨国社交网，以及生活方式偏好。鉴于欧洲自2015年以来的难民危机和德国正在变更的移民法规，文末略加评论了他们对德国移民政策的看法。

本章依照移民的三大元素，即移民过程中的过往经历、现有环境和未来期望来展开论述：通过了解移民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和政体的过往经历以及现在所处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环境，来讨论他们对旅居德国的未来期望和去留意愿。

从移民的过往经历试图探索到目前为止高技术移民对个人移民身份的看法。有关人口特征和工作经历的信息呈现了目前居住在德国的中国高技术型移民累积的移民经历；法律身份显示了移民在接受国的法律地位；年龄和原籍反映了信息提供者在输出国的经历；教育和语言能力代表了从输出国到接收国的逐步学习和丰富的经历，以及移民的动机。而通过他们的工作经历也可以窥见中国高技术移民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社会流动性。

A. 人口特征

在德国的法律身份

大部分中国高技术移民持有德国永久居留证（28%），其次是持有德国护照的人（22%），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居留证（14%）和蓝卡持有者（10%）。图28显示了持有不同德国法律身份的人口比例。

年龄和出生地

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5岁，而在更年轻的时候（平均22岁时）已经有了第一次出国留学的经历。这些高技术型中国移民有平均12.6年的海外经历，其中在德国生活的经历长达9.5年。他们来自中国24个不同的省份和直辖市，覆盖了大部分的中国国土。除了像浙江、福建这样的传统外迁省份之外，更多的人则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这样的人口均超过千万的大城市。大多数人居住在柏林，也有些在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汉堡工作；其他提及的城市包括波茨坦、波鸿、德累斯顿、纽伦堡、不莱梅、富森、萨尔布吕肯、沃尔夫斯堡、亚琛和耶拿。

教育

超过一半（51%）的人有硕士文凭，而18%的人博士毕业。高达74%的人学历至少是硕士。下图显示了不同学位之间的差异。

专业领域

大多数人（48%）获得了理工科的高等学位，28%的人毕业于人文和社会科学，10%的人是艺术专业。他们的专业分布大致与官方报道的在德中国学生的学科分布相吻合。

就读大学

82%的人在移居德国之前已经在中国的大学里学习过，无论是否有过中国大学的经历，总共有71%的人拥有德国的大学学位。这些在中国上过大学的人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著名大学（如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

同样，拥有德国大学学位的人往往也毕业于德国著名的大学，譬如柏林大学、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柏林艺术大学、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洪堡大学、海德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

其中20%的人在中国和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拿到了高等教育文凭。这些人在英语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和新加坡）以及奥地利和瑞士这样的德语国家获得了学位，也有人毕业于日本、法国和韩国的大学。

实习

在所有信息提供者中，53%的人至少参加了一次在德国的实习，其中86%的人认为，实习与他们的学业相匹配。

语言能力

大多数人（45%）的德语水平为B2，即高级水平。高达68%的人达到了德语的中、高级和接近母语水平（即B1，B2和C1水平）。他们所掌握的其他外语包括英语（97%的人）、法语（9%）、西班牙语（1%）和意大利语（1%），也有人精通日语和韩语。

B. 工作经历

如图31所示，大多数中国移民的工作经验在1年至5年之间，21%的人工作了10年至15年，其中近20%的人工作了15年及以上。

换工作的频率

超过一半（52%）的信息提供者表示，目前的工作不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几乎有一半（46%）的人曾换过一次工作，31%的人换过两次工作，23%的人至少换过3次工作。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与目前的职业相关，都对技能的要求颇高。34%的人在来德国之前曾在其他国家工作过：不少人在德国工作之前曾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工作过；有些人曾经在其他欧洲国家（如奥地利、挪威、瑞士、荷兰、巴黎、匈牙利和捷克）有过工作经验；还有些曾在英语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就职；也有人在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工作过。

工作信息渠道

大多数人（37%）是通过他人推荐获得了当前的工作信息，这表明在进入职场后的工作搜索中，推荐的信息渠道占主导地位。17%的人直接在机构的网站上申请，再其次使用了常用的工作搜索网站。33%的受访者使用了其他就业信息渠道，比如大学里的交流项目、联合项目、内部调动、教授的直接举荐、猎头公司以及德国的华人网站。

C. 经历小结

在调查中，有超过一半（56%）的中国高技术型移民拥有在德国永久居住的权利：他们亦或持有德国护照，亦或持有德国/欧盟永久居留证。他们是平均35岁的年轻移民，来自中国各大省市，有13年的海外经历和近10年在德国生活的经历。超过70%的人拥有相当于硕士及以上的教育水平，其中近一半的人毕业于中国和德国著名大学的理工科。20%的人从除了中国和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凭。他们的德语水平总体处于高等水平（B2），几乎所有人（97%）都会说英语。有些人能流利地使用其他欧洲语言，如法语和西班牙语，以及一些亚洲国家的语言。

他们的工作经历显示，大多数人工作了5到10年，只有11%的人是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经历也非常国际化：他们不仅有在中国和德国的工作经历，而且还在其他发达的英语和德语国家工作过。他们的职业流动性很高，超过一半的人至少换过两次工作。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并且有超过1/3的工作信息是通过推荐/介绍获取的。总之，这些中国高技术移民是受过国际高等教育的多语种精英，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和广泛的海外工作经验和社会网络。

通过研究移民在德国的生存环境，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们在接收国的工作和生活。在德国的工作以及生活的环境构成了中国高技术型移民在德国的移民环境。调研所涵盖的工作环境包括了工作行业、工作语言、工作中的歧视、与中国企业的互动、对当前工作的评价以及作为华人在德国工作的优势和劣势。生活环境包含了在德国生活的困难，生活方式的偏好以及社会网络。

A. 在德国的工作环境

行业

大部分的中国高技术移民在德国的高科技领域以及需要特殊技能的行业内工作，这些行业涵盖了譬如IT、化工、汽车、机械、咨询、教育、研究、物流和运输、人工智能、自动化、金融和投资、音乐、文化、艺术、贸易、新能源、制药和会计。

他们主要供职于跨国公司、德国中小型公司以及在德国的中国公司。他们的职业包含了程序员、化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项目经理、研究人员、建筑师、首席执行官、创始人、中层管理人员和顾问。比如，他们为Zalando、西门子、毕马威、Adelphi、CFE、Poly Terra、Here Maps、Big point、All great、丰达投资、Verwaltung、IFB Hamburg、Springer nature、EK Automation、Affinitas、Transfat、BVT、米格、MSW、华为科技、申通运输等公司工作。他们也任职于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如柏林自由大学、柏林艺术大学、柏林夏里特医学院、赫尔梯行政学院。他们也是管弦乐团、大剧院、画廊的签约艺术家。

工作语言

三种常用的工作语言分别为德语、英语和中文。下图显示，除了德语（85%的人在工作中使用），多达75%的人需要在工作中使用英语，57%的人需要用中文沟通工作。并且，高达15%的人不需要在工作中使用任何德语，而仅需要英语。从他们的工作语言可以看出这些高技术移民的职位非常国际化。

与中国的互动

大多数（64%）人的工作与中国有频繁的互动：工作内容主要与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发展以及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有关。他们通常需要与中国客户和供应商，以及在中国或德国公司的中国同事进行双向沟通。他们负责德国公司在中国和亚洲的海外市场，或作为中国公司在德国的负责人。他们也为有兴趣在中国进一步开展业务的德国公司提供咨询，例如寻求可能的采购和供应链解决方案，撰写市场报告，研究国际企业与中国商业往来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扩大公司在中国的商业社会网络。他们也会组织参与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推动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交流。

对当前工作的评价

21%的人对他们当前的工作不够满意。此外，超过一半（53%）的高技术中国移民表示，他们在德国工作的过程中曾经遭遇过歧视。其他被诟病的有临时合同、工作中的不公平待遇、混乱的管理、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宽容、工资少、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问题、与同事的关系、技术能力较低的德国IT工程师，以及没有发展潜力的项目。

在德国工作的强势和劣势

许多人（81%）认为中国人的勤恳在工作中普遍得到了高度认可。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也很强（75%认为如此）。有人分享，中国人/亚洲人的性格一般比较平和，往往更有爱心和理解力，因此在与德国同事的沟通中发生冲突的机会并不多。同时，他们的专业性也得到了高度认可。

尽管他们的德语平均水平相当不错（大多数人达到了B2高级德语水平），但相对德国人而言，他们的德语交流在职场是劣势（74%的人选择了这一选项）。作为移民群体，他们与当地社会网络的联系自然比德国本地人少，因此信息渠道相对而言更贫瘠。也有人坦承，与德国同事相比，他们抓住机会的能力较差，并且有时在工作中需要面临更多更大的压力。图34描述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在德国工作的劣势。

中国高技术移民将语言能力（77%的人选择）、工作经验（70%）和工作行业（68%）作为在德国成功就业的三大因素。社会网络和情商等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他们认为，对高技术型移民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行业包括：IT、电信、机械、自动化、电子、建筑、制药、生物技术、化学、环境科学、会计和金融。

B. 在德国的生活环境

大多数人（82%）在德国的生活开始时首先遇到了语言困难；略多于1/3（39%）的人选择了饮食习惯和孤独感，认为这两项对他们适应德国生活造成了困扰；另有1/3的人声称融入当地社交网络非常耗费时间；1/5的人认为，歧视在德国是不可避免的；其他的困难包括了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以及德国官僚机构的复杂性。下图显示了他们在德国生活时曾经遇到的困难。

大多数人（45%）认为，适应德国的生活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81%的人在两年内适应了新的生活；仅有5%的人花了5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文化冲击。

国际社交网络

在国际社交网络中，他们往往与德国和亚洲的伙伴交流最为频繁，其次倾向于与来自英语国家的朋友交流（见图37）。

他们很多（半数以上）都是西方主流社交网站的注册用户。图38显示，96%的人拥有Facebook账户，53%的人是YouTube用户，41%的人是Xing（德国版LinkedIn）的会员，几乎一半（49%）的人也注册了LinkedIn，其中1/3的人使用Twitter和Instagram。在这些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中，非中国朋友、工作同事和在境外认识的中国朋友是最常见的一类联系人。如图39所示，只有19%的人选择通过这一渠道联系在国内居住的朋友。相同的，90%的人主要使用WhatsApp与德国的非中国籍朋友和同事联系（54%的人选择）（见图40）。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人（98%）都使用微信，主要用于联系居住在国内和海外的中国朋友。

很明显的是，不同社交媒体工具的使用清晰地划分了他们的社交网络：Facebook、LinkedIn、Xing和WhatsApp是他们用于联络国际友人以及海外认识的中国朋友的社交工具；微信和QQ则是与旅居海内外的中国朋友保持联系的渠道。

51%的人分享，他们通过微信社交群组织的活动认识了不少朋友，获取了非常实用和重要的各类生活信息。微信群和朋友圈分享的经验和信息不仅增进了华人华侨的社会联系，同时也给国内居住的亲友提供了海外生活和工作的即时信息：例如，推荐租房或买房的区域、比较不同银行的政策、分享和讨论各类投资机会、讨论不同学校和幼儿园的利弊、推荐医院和医生、更新本地的重要新闻、发布工作机会、介绍购买亚洲商品的地方、提供法律咨询或推荐相关专业人员等等。微信是即时传播和分享信息、建立社区的必要平台。通过微信平台，华人华侨社交网络的发展更加迅速，潜在的社会关系经由微信被有效地转化为弱关系和强关系。

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偏好

近一半的人（45%）认为自己的思维方式是一半中国一半德国，而19%的人认为自己的思维方式更像德国人。然而，如下图所示，大多数人（54%）倾向于中国式的生活方式，31%的人则选择中德各半的生活方式。近一半（47%）的人声明，他们在德国生活时遭遇过明显的歧视。70%的人声称，他们对申请德国国籍不感兴趣。

家庭成员

孩子和配偶

在与有孩子的高技术中国移民家庭的访谈中，他们普遍关注两个主要问题：即儿童的保育和教育。由于幼儿园供应不足，有婴幼儿的家庭非常关注德国的各类育儿机构和其他可能的育儿方案。此外，令人失望的是，可以帮助照顾孩子的祖父母最长在德逗留时间仅为三个月，因此有孩子的海外家庭不能充分受益于祖父母在育儿方面的帮助。

他们对德国的中小学教育普遍持较积极的态度：德国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公平、释放天性、竞争小、花费少”。中国孩子在学校里通常在学业上很有竞争力，但比较容易受到歧视和霸凌。大多数家庭称，他们的孩子会在学校受到某种程度上的种族歧视。同时，他们也会担心分配给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不足，如缺乏合格的教师以及有限的新生入学名额。与中国的教育体系相比，他们普遍认为德国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压力较小，更加开放和兼容的教育环境。但同时，华人在海外维持孩子们的中文学习和中国传统方面却是异常艰难的。

高技术中国移民的配偶，如未正式就业，偶尔会通过代购补贴家用。由于各种因素，如照顾孩子和其他家务、德语、当地信息较少和与当地社会网络联系不多，他们的配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比较有限。

C. 环境小结

在德国的中国高技术人才通常在高科技领域，以及需要特殊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行业工作。这类工作有些不仅需要德语，而且还要求熟练运用英语和中文，并且超过三分之二（68%）的人工作内容与中国有关。这些专业人士能够理性地分析作为华人在德国工作的强势和劣势。他们认为，中国人往往很勤劳，有很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工作也很专业。但与德国同事相比，他们与当地的社会网络联系更少，因此信息渠道受到了更大的限制。他们指出，拥有出色的德语表达能力、相关的工作经验积累以及正确的行业选择是德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超过一半的人在工作中曾经遭遇了歧视，1/5的人对目前的工作不甚满意。

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初到德国时遇到了语言困难，但很多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能顺利适应在德国的新生活。他们的社会网络非常国际化，同时与跨国网络的联系也非常紧密。他们在与德国人、亚洲人和其他英语国家的朋友们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主动加入各种在德的华人社交活动。他们通过Facebook、LinkedIn、Xing联系在德国和其他海外国家认识的国际友人，同时通过微信和QQ联系海内外的中国朋友。

他们的思维方式大部分受到了德国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在德国的生活方式仍然偏向于中式、或是亚洲。他们和家人比较认可德国的综合生活质量，有孩子的家庭则非常关注德国的教育资源以及孩子在学校可能会遭遇的歧视和霸凌。

在分析中国高技术移民的期望时，本文主要通过提出三个问题来揭示他们对未来计划（包括职业前景、家庭移民以及目的地国家的移民政策）的考虑。第一个问题关乎未来工作地点改变的可能性：即对留在德国、回到中国或去其他国家这三种选项的偏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恰恰反映了他们去留德国的倾向。关于德国现行移民政策的讨论表明了高技术中国移民对移民政策的综合看法，以及这些政策对他们去留决定的影响。第三个问题关乎家庭：家庭一直是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心，因此，关于在移民过程中如何兼顾对大家庭的照顾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技术移民的居留意向。

A. 未来的工作地点

48%的人愿意考虑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工作机会：他们对其他德语或英语国家持开放态度。美国是普遍会考虑的国家，其次是瑞士；欧洲的其他国家如奥地利、英国和荷兰，也是选择之一。同时，老牌移民国家如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此外，机会合适的话，大部人（70%）也会选择回国工作。

鉴于他们极高的流动性，本文对移居不同国家的选择进行了评分：大多数人将“留在德国”作为他们最佳工作地点的选项，即74%的人将“留在德国”作为他们移居的第一选择。21%的第一选择是“返回中国”，而48%的人将回国为第二选择。他们对不同国家的喜好如下图（图47）所示：“留在德国”的选项得分最高，其次是“返回中国”，最后是“去另外的国家”。

接近一半（43%）的人考虑在未来创业。他们对以下行业尤其感兴趣：IT、教育、会计、金融、法律、心理学、数据分析、环保机构、建筑、德中贸易相关领域、摄影、文化交流、游戏、物流、设计、机械和房地产。

B. 移民政策

在与他们讨论德国移民政策的访谈中，德国的官僚主义、政府官员英语水平的参差不齐和缺乏透明度被反复提及。有的区域如德国东部地区，一些当地行政人员的歧视现象非常明显。大多数人（63%）认为，德国的难民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图48显示，难民危机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安全（76%）和社会稳定（76%），以及太多政府支出（59%）。他们也认为，难民问题对其他合法移民的权益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负面影响。

C. 家庭照顾

目前居住在德国的华人最常见的家庭结构是家庭：其中有孩子的双亲家庭占到半数，没有孩子的夫妻占13%（见下图）。

他们中的1/3目前与亲属共同生活在德国。76%的人父母至少来德国探望过一次。25%的人父母每隔一到两年探访一次（见下图）。大家普遍讨论的是父母的签证/居留证问题，其中涉及到父母在德国合法居留的时限和延长的可能性，因为尽孝道是中国人的社会责任和美德。此外，有婴幼儿的家庭非常希望孩子的祖父母能够在德帮助育儿，但目前的移民政策只给予他们短期的居留权。所有访谈者都希望家庭团聚的移民政策能够给予大家庭更长的居留时间（目前最多3个月）以及适度开放为父母申请居留证的渠道。

D. 期望小结

近一半的中国高技术型移民对位于其他英语或德语发达国家的工作机会持完全开放的态度，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专业水平极具国际竞争力。同时，他们也会考虑返回中国就业。此外，这批移民是未来企业家的中坚力量——多达一半的人将考虑在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促进中德关系的领域创业。而大多数人仍把 “留在德国”作为他们的第一选择，这表明大部分人较为认可在德国的工作和生活。

可惜的是，有些德国政府的移民机构缺乏国际性、专业性和透明度，有些则有明显的种族歧视。伴随着德国难民危机的升级，他们密切关注着相关的政策变化，并同时担心自己和家人的权益会因此受损，如危机造成德国的社会稳定和安全问题。

由于他们的父母常来德国探亲，能够与大家庭长期团聚是他们对德国移民政策的最终诉求。如果他们的父母可以在德国逗留更长时间，一方面他们能够履行孝道；另一方面，老人在照顾孙儿的同时也能享受天伦之乐。

第二章探讨了在德国工作的中国高技术型移民的过往经历、当前环境和未来期望。过往经历部分回答了“过去在不同历史时间和地点的经历如何定义了这些高技术移民”这一问题。当前环境部分的讨论揭示了旅居德国的高技术型中国移民如何评估在德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期望部分展示了他们对未来的计划和对移民生活的诉求。

实地调查数据显示，中国高技术移民是受过国际高等教育的多语种精英，拥有国际社会网络、多样化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海外工作经历。尽管在德国工作和生活时仍遇到了歧视，但他们的社会网络是国际性的，并同时积极参与海外的中国侨胞跨国网络。虽然与德国当地人相比，他们与当地社交相对有限，但跨国网络提供了另一种高效的信息渠道。他们普遍偏向于亚洲的生活方式，并有一半中国一半德国的开放性的均衡思维。他们对工作的地域选择是完全开放的：除了德国，他们也会选择去其他海外国家就业，或是回国；同时他们也是潜在的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未来企业家。德国政府的移民机构给他们留下了官僚、缺乏国际性、专业性和透明度的印象；并且，目前的移民政策和难民危机也有可能进一步削弱他们在德国定居的信心。同时，他们非常希望未来的移民政策能够增进大家庭团聚的可能性。

本文的前半部分通过分析在德旅居的中国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的官方数据，证实了中国人是德国技术和高技术型移民的主要来源：中国到德国的移民数量在近十几年来持续增长，并以海外就业和留学为主要目的。在德国的中国高技术型移民占中国移民总人口的比例相当高，在2015年为55%[10]。其中，高技术移民中的中国海外留学生在德国国际学生数量中持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自2005年以来的十年间，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平均占比超过21%。

然而事实上，尽管德国吸引了不少高技术型中国移民，但这一移民群体的外迁倾向却一直被忽视：譬如，每年有近一半从德国迁出的中国外迁移民（2019年为44%）是技术型和高技术型移民。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德国的永久性劳动力移民数量最低，映射出其实不少技术移民在德国只是暂居。实地调查进一步显示，大多数中国高技术移民的流动性很强，对定居其他国家的选择持开放态度：他们可以回国，也可以考虑移居其他英语或德语国家。此外，虽然中国高技术型移民的比例很高，但近年来呈现了下降的趋势。至201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8%。前往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的增长也在逐年放缓。由于疫情的影响，2020年前往德国的留学生总量急剧下降。

本文的后半部分通过收集实地考察的数据，探讨了在德国的中国高技术型移民群体的过往经历、当前环境和未来期望，从而进一步了解了这一群体的居留意向。下文则总结了影响他们居留意向的内拉和外推因素：内拉因素，即为他们提供了在德国居住更长时间或永久居留理由的因素；相反地，影响他们离开德国的因素为外推因素。

▪ 对职业精神的认可

高技术型中国移民可以在德国获取与他们技能高度匹配的工作机会，证实了他们的专业经验和资格在德国劳动力市场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吸引中国高技术移民的行业通常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和组织，而这些德国企业和组织极度缺乏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

▪ 提供专业的工作环境和职业提升

报告表明，大多数人首选“留在德国”为其居留偏好。他们普遍对德国的工作环境和其所能提供的职业提升和发展持积极态度。

▪  提供海外经历

在德国生活和工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体验跨文化生活的机会。

▪  高质量的生活水平

报告显示，华人家庭普遍对德国的生活水平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能够在德国体验高质量的社会产品和服务。

▪ 良好、公平和无压力的公共教育

有孩子的中国家庭对德国的公共教育系统普遍感到满意。与中国的教育系统相比，德国的教育系统被认为质量优良、公平且压力较小。

▪  无污染的自然环境

德国在绿色自然环境和生态生活方式方面有众多优势。

▪ 工作场所的歧视和对目前工作的不满意

53%的人称，在德国工作时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歧视，而多达20%的人对他们目前的工作感到并不满意。

▪ 日常生活中的歧视

47%的人在德国生活时曾遭受过种族歧视。他们普遍对华人的身份有强烈的认同感，并且他们在德国融入新社会的能力也很强。综合来看，德国并没有提供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环境。

▪ 过分强调德语水平

虽然在德国，一份好的工作通常需要较高的德语水平，但报告显示，许多高技术型中国人从事的工作实际上需要其他语言，如英语和中文。高达15%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德语。移民局对德语水平的强制性要求则侧面忽视了他们融入国际社区的能力。

▪ 较少的本地社交网络和受限的信息渠道

这两方面是中国高技术型移民在德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不利因素。与德国同事相比，他们接触当地社交网络和多种信息渠道的机会更有限，因此在德国寻找工作自然是一项比当地人更加艰难的任务。

▪ 配偶就业

大部分配偶并未在德国正式就业，虽然他们持有允许合法工作的居留证。长远来看，这可能会给家庭带来不稳定因素：配偶因受到信息渠道、资历或歧视的影响而无法正式就业，也有可能导致家庭作出搬离的决定。

▪ 学校歧视和教育资源匮乏

虽然德国教育系统的综合反馈较好，但不少在德国成长的中国孩子都在学校经历过歧视，这也成为家长们对学校霸凌的普遍担忧。另外，他们担心学校缺乏足够的教育资源，比如合格的教师。同时，有些学校在融合难民儿童方面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负面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和社交。

▪ 强烈的中国身份认同

旅居海外的华人通常对中国的社会身份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更喜欢中式或亚洲式的生活方式，并积极参与跨国网络的各种信息交流和社会活动，这也为他们带来了各种大量的机会和生活便利。然而，这通常会被德国当局误解为“不愿意融入”德国社会。

▪ 德国移民局

德国移民局给人的印象是缺乏国际性、专业性和透明度，在某些情况下还带有歧视性。移民局的官僚主义和政府部门办事员英语水平的参差不齐，则经常为人们所诟病。

▪ 难民危机及其对其他合法移民的影响

难民危机带来了难民政策的变化，这使得中国移民对德国社会变化的看法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影响。他们对自己作为在德国的合法移民所拥有的权益，以及德国的社会安全、稳定发展受到的潜在危害而感到担忧。

▪ 大家庭团聚的移民政策

德国的家庭移民政策不允许海外华人履行对家中老人的社会责任，即尽孝道；也不允许移民家庭充分受益大家庭在育儿方面的支持。

德国移民法近期来的一系列变更强烈地表明德国迫切需要吸引第三国技术型移民来德就业的态度，但对新政策的影响程度、有效性和执行力度的评估仍尚早。然而，德国目前在技术型移民方面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仅涉及到从哪里能够吸引更多的技术型移民，还应关注如何留住目前已经在德工作的技术型移民。

正如本报告所揭示的那样，高技能、高学历和高素质的多元文化中国移民虽然能够立即融入德国并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但他们留有强烈的中国社会身份认同。他们习惯于中国的生活方式，并愿意承担起照顾家中老人的责任；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包括德国本地网络和国际社区；他们还积极地参与跨国社交网络（特别是通过微信平台）的各类信息共享。

本报告建议，基于文中末尾所分析的内拉和外推因素，德国政府应积极认识到中国高技术型移民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迫切需求，为他们在德国的生活提供便利。而中国在针对吸引海外高技术人才回国就业的政策制定中，应充分考虑海外华人有可能移出目的国的原因，即文中总结的外推因素；也同时要借鉴内拉因素用以改进国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便真正吸引海外人才最终回国定居。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