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已成为利益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的双边关系之一。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保持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助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9月14日，太和智库举办“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研讨会”，与会嘉宾共同回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发展历程，并就当前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深入坦诚地交换了意见。
中国前驻日本大使、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程永华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本应是双方总结历史经验、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契机，但当前中日关系新老问题交织，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未来发展中日关系，需要注意以下四点：其一，必须切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双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项原则共识，重信守诺，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管控分歧，慎重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其二，必须坚持“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定位。日方需正确看待中国发展，树立友善、成熟的“中国观”，奉行积极稳健的对华政策。其三，必须坚持和平、友好、合作的初心。中日是永远的邻居，和平、友好、合作应该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双方应重温邦交正常化的初心，继承老一辈政治家和友好人士的传统，探寻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途径，推动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稳定运行。其四，必须坚持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日方要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独立、客观、正确的战略判断，促进自身发展和中日两国共同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表示，中日关系主要受四种因素影响：一是双方的国内政治因素。二是国际环境因素，例如美国因素对东亚地区及中日关系的影响很大。三是经济利益因素。其四，国民感情因素，这其中涉及两国对自己和对方的认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国民感情问题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中日两国民众对彼此欠缺深入了解甚至存在一些重大误解，特别是近两三年来，受疫情影响，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中日媒体、民众在一些历史与现实问题上存在认知差异。中日需凝聚智慧，改善双方国民对对方的印象，不仅要用合适的沟通与交流技巧去增进理解，还需遵循“原文主义”，依据事实和语境判断对方的意图，认真倾听对方的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认为，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与中美两国间愈益紧张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密切相连，中日关系中一直存在严重的敌意和对抗，虽然其烈度有时得到缓解。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时期里，中日关系的首要性质是战略军事对抗，尤其在台湾问题和东海问题上。与此同时，中日关系的基本成分还有防控危机、避免冲突和维持经贸，加上高技术竞争和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此乃中日关系的新阶段。
日本九州大学教授益尾知佐子表示，在东海等海洋问题上，中日进行了许多次外交交涉，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当前，日本国内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示强”对日本是种“威胁”，而这种民意可能会对日本修宪的进程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黃大慧表示，2010年是日本对华认知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日本政府的对华认知相对积极，而此之后，日本政府在对华认知上明显更多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2010年之前，历史因素是影响日本民众对华认知的主要因素，而2010年之后，钓鱼岛问题对日本民众对华认知的影响很大。同时也应看到，日本政府、媒体的负面宣传，以及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是影响日本对华认知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民众非常关注日本是否会偏离和平发展轨道。中日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双边关系的好坏决定地区未来，中日应携手推进地区合作与双赢。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佐桥亮指出，美国主张建立“基于价值观的秩序”，但其实质是要塑造于己有利的局面。拜登政府一直强调其在为中美关系稳定而努力，但在佩洛西“台湾之行”后，这种努力不会有太大成效。当前，日美同盟正在发生变化，而在中日关系之中，注重与邻国关系的传统动力正在减弱。但日本仍然是追求稳定的国家，日本和其他美国盟友不会只做美国政策的追随者。日本并不希望充当中美之间的桥梁，但认为应该与第三方一同制定规则，防止国际秩序由于受中美竞争而受到冲击影响。
日本国际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伊藤信悟表示，中日应采取积极措施，强化中日经济关系。其一，维护和扩大国际贸易秩序，稳步实施相同的规则。其二，进一步发展公平竞争的环境。其三，推动旨在实现共同利益的经济合作。其四，改善政治关系。此外，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东亚地区供应链的顺利运行以及经济的稳定繁荣也十分重要。日本产业界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胡继平表示，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双边关系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其一，两国国民感情恶化，影响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其二，两国安全信赖严重恶化。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不断受到官方文件和媒体的关注与渲染。其三，经济合作受到政治关系恶化的影响，可能出现倒退。这既会影响中日关系的稳定，也会影响两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中日双方应展开外交、安全、经济等领域的高级别对话，加强政治引领，加强民间交流、媒体交流，以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福田元表示，日本国内有关“台湾有事日本如何应对”的讨论引起了中方的关注与担忧。但实际上，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已明确了台湾地区的地位，日本政府不可能违背承诺怂恿“台独”，岸田内阁处理中日关系的政策及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也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影响岸田内阁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国际环境。日本在中美之间的立场不是等距的，日本更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如果台湾“有事”，日本不可能抛开美国单独进行应对。影响岸田内阁对华政策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经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非常高，目前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人谈论日企撤离中国或重新考虑对华投资的问题。日本一直对华采用“政经分离”的政策，但未来如果台湾“有事”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政经分离”的政策将有可能不再有效。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键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时代。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的前提，也是日方向中方做出的郑重承诺，具体体现在日方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日双方应共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项原则共识明确的原则，以史为鉴，管控分歧，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当前，中日关系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甚至是诡异、复杂的因素，其中，台湾问题日趋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日方需保持战略自主，平衡处理对华、对美关系。中日两国的战略家与有识之士应共同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营造积极友善的氛围，为东亚及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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