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一、“复交三原则”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2022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日子。半个世纪、时光荏苒，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两国关系的重大历史性突破，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时代。邦交正常化以来的50年是中日关系发展最迅速的50年，亦是中日关系对地区和世界影响最大的50年。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应有之义。目前，全世界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个中国原则必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也是日本政府向中方作出的郑重承诺。具体体现在日方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台湾问题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时的国际形势亦出现有利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环境，尤其是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瞩目的两件“涉台”大事。一是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2758号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文件。

二是美国出于本国利益而急遽调整对华政策。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当晚毛泽东主席与他举行会谈；2月28日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美方在“公报”中明确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开始向关系正常化方向发展。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及尼克松访华对日本政坛“越顶外交”冲击波的影响下，日本随即开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策调整。1972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桥本恕领衔提出的《中国政策要纲方案》基本接受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作为推进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前提，“复交三原则”阐明了解决中日关系政治障碍所面对的最关键问题。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经过长期“积累、渐进方式”的努力，以民促官、以经促政，日本民间强烈呼吁中日邦交正常化，在野党与民间团体纷纷组团访华，对日本政府形成很大压力。至此，实现邦交正常化已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势。

1972年6月17日，对华消极的佐藤荣作宣布辞职；7月7日，田中角荣就任首相后随即声明称：“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8月12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对外宣布：“周恩来总理邀请田中首相访华，欢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

1972年9月23日，田中首相应邀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周恩来总理在当晚欢迎宴会致辞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时候了”。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首相，并将宋朝朱熹《楚辞集注》影印本以国礼相赠。在这之前，田中首相曾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称：过去的战争日本“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添麻烦”的日语写法就是中国字“迷惑”。而“迷惑”最早出现于《楚辞·九辩》之“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后来，日方在双方发表的正式文件中将表述改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经过中日政府间四轮会谈，9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交部长，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声明》明确宣告：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至此，“复交三原则”落实其二。

邦交正常化谈判完成之际，周恩来总理引用“言必信，行必果”寄语两国关系未来，田中角荣首相当即手书“信为万事之本”予以回应。按照中日达成的约定，《中日联合声明》签字后，大平外相随即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各国记者会，正式宣布“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承认终结失去存在意义的日台条约”（日本《朝日新闻》1972年9月29日夕刊）。同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宣布对日“断交”。至此，“复交三原则”完整落实，完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既锚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原点，更是我们今天重新思考两国关系必须遵循的“精神原点”。

二、伴随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台湾问题

1972-198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一个十年。期间有中日第一个政治文件——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与第二个政治文件——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及1978年10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日。之后，大平首相于1979年12月访华并确定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日合作新阶段。邓小平在1988年8月26日回顾提出小康目标的过程时说：“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一个十年之际，1982年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并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谈，他还专程来到杭州西湖参观“日中不再战”纪念碑，该碑是1962年12月由时任日本岐阜市市长的松尾吾策提议立碑并题写碑文的。铃木善幸感慨万分地说，这不仅是岐阜人民的誓言，也是全体日本国民的誓言。

1983-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个十年：期间有1984年9月三千日本青年（合计3017名）应邀访华并于10月1日参加中国国庆35周年阅兵典礼等，但也发生京都光华寮的涉台不公判决案件及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侵华战争史实等问题。日本还对自1988年1月开始主政的台湾李登辉当局给予各种公开扶持，如逐渐放宽台湾官员入境日本限制以及日台官员接触级别限制等。1991年5月，日本外务省首次派课长级官员以“长期休假”方式出任驻台“交流协会”总务部长。1991年11月在韩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日本通产大臣渡部恒三与台“经济部长”萧万长举行“部长级会谈”。以此为契机，日本进一步放宽“禁止本省课长级以上官僚与台接触，禁止国立大学的教授以公务身份访台”的内部规定。但此阶段的中日关系保持相对稳定，为庆贺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1992年4月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访日；10月，日本明仁天皇访华。简言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最初的20年期间，台湾问题尚未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因素，但随着李登辉“台独”势力泛滥以及美日同盟重新定义，俨然成为中日间挥之不去的一个结构性“隐患”。

1993-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三个十年。随着冷战格局结束及国际形势骤变，失去苏联假想敌的美日同盟亦进入重新定义的调整阶段。1996年、1997年接连出台的《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将美日安保机制从“专守防卫”扩大至“应对周边事态”，日本首次正式承诺将在境外发挥作用，美国则强化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加持日本的立场。其后，日本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加速偏离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1993年2月，台湾“外交部长”钱复以观光之名访日，试图以“度假外交”方式突破台日关系界限。1994年，日本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给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颁发签证允其参加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徐立德事件”是冷战后日本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的第一次政治试探。1996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以直选方式产生。为力挺奉行“台独”路线的李登辉当局，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良三在日本国会宣称，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并不是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这是日本政府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的首次官方表态，严重背离外交信义与道德。虽然日方在1998年与1999年中日领导人互访，及中日第三个政治文件——签署于1998年11月《中日联合宣言》中，都重申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只有一个中国，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但基于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中日交往随后出现长期“政冷经热”态势。在这期间，日本更加深度介入台湾问题，并于2001年4月20日允许李登辉以治病为名赴日进行“台独”活动。中方对此提出严正交涉，采取冻结中日高层往来、军舰访日、安全对话等措施。此阶段中日关系急遽冷却、反复，台湾问题日趋成为中日间焦点，但双方在邦交正常化重大节点均体现出相互克制与彼此尊重的战略意识。2002年9月2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友好交流大会，由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等多位政治家以及60多位国会议员率领的来自日本47个都道府县13000多名日本各界人士出席大会。9月25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出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庆祝国庆53周年和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招待会。

2003-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第四个十年。2005年2月召开的美日安保“2+2会议”将台海地区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奉行“台独”目标的民进党于2000年执掌台湾政权后，日本更是实施一系列涉台“违规”举措。这一期间由于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以及2004年12月日本政府再次为李登辉赴日发放签证等一系列事件冲击，中日关系一直跌宕震荡。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订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日方重申，继续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媒体对华负面报道增加。虽然至2012年6月中日间缔结友好城市增至250对，但中日关系不确定性增多，尤其是2010年9月福建拖网渔船“闽晋渔5179号”在中国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时被日本海保厅非法扣押，以及2012年9月日本强施“钓鱼岛国有化”致使中日关系严重倒退，对邦交正常化40年造成巨大负面冲击。

2013-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五个十年，中日关系虽有改善与发展的阶段，但复杂多变的不确定因素更有增多迹象，尤其是围绕台湾问题的中日对立愈发显著。2015年美日同盟“全球化”定势，以及日本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废除以及新安保法案的通过，加上日美合创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等，导致台海问题日趋复杂化。在中日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本已始现转圜，两国互动增加。主要事件包括2014年11月7日，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11月9日，安倍晋三来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2016年9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杭州会见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安倍晋三。2017年，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德国汉堡与越南岘港与安倍两次会晤；当年9月28日，安倍还参加了中国驻日大使馆举办的国庆68周年与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招待会。安倍致辞称，他将从“战略互惠关系”的理念出发，继续致力于发展日中关系。2018年李克强总理与安倍实现时隔七年的中日政府首脑互访；2019年习近平主席参加大阪二十国峰会并与日方共同发表《大阪十点共识》等。在中日领导人一系列会晤当中均提及台湾问题，日方亦承诺遵守四个政治文件有关台湾问题确定的原则。2022年7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安倍前首相曾经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始自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社会造成全面冲击，面对困境的安倍于2020年8月28日以健康为由宣布辞职，而号称安倍影子内阁的菅义伟内阁在有效防疫与振兴经济之间左支右绌，疫情蔓延并导致东京奥运会被迫延期，使日本陷入两难境地。在内外多重因素的组合作用下，菅义伟不惜以牺牲中日关系为代价，试图联手美国深度介入台湾问题以摆脱执政困境。由此，自2021年始，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的发酵频率骤然激增，3月、4月的日美“2+2”安保会谈与日美首脑会谈均以台湾问题作为焦点。5月、7月，时任防卫大臣岸信夫与时任副首相麻生太郎发表“日美武力协防台湾”言辞，再及8月、12月的日台执政党2+2安保会谈与2+2经济安保会谈等，日本在涉台问题上“犯规”动作不断。作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总代表，前首相安倍“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更极大地冲击台海稳定与中日关系。再就是“直接指向台湾问题”的2021年版与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更呈现日本在涉台问题的强硬态势。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后，安倍晋三多次呼吁拜登政府改变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台海局势跌宕起伏，但试图以台湾问题转嫁危机的菅义伟内阁并未得逞，在内外交困之下被迫于2021年9月宣布辞职。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2021年10月4日，岸田内阁成立，中日关系迎来新机遇，但复杂严峻局面依旧。10月8日，习近平主席同岸田首相通电话时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岸田文雄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但在2022年8月9日，日本《产经新闻》公然发表社论，呼吁日本应取消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声称“绝对不能以庆贺的心态迎接这天到来”。当下这类右翼反华言论在日本社会络绎不绝。

针对日方主办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并渲染日美联手对抗中国的论调，5月1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举行视频会晤时指出，日美是同盟关系，中日则缔结有和平友好条约。日美双边合作不应挑动阵营对抗，更不应损害中方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然而，日本与美西方介入台海事务的烈度持续加大，可谓有恃无恐。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无视中国政府警告执意窜访台湾，离台后又赴日本活动。8月3日，日本参与其中的G7（七国集团）外长联合声明，要求中方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形势现状”。8月6日，日本外务省发表日美澳三国外长联合声明，再次反对中国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开展军事演训活动，并指责中方发射导弹落入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我们期待中日两国按照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以史为鉴，管控分歧，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我们必须冷静看到，在当下疫情未能彻底根除的形势下，两国各层次交流仍未能恢复正常。庆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活动须在两国关系理性状态与两国国民良好认知的状态下举行，这需要两国携手做出更多努力。中国古代先贤讲，“与国人交，止于信”。当前两国间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甚至是诡异复杂因素，其中的“台湾问题”日趋成为两国最直接的对抗性因素之一。希望日方遵守四个政治文件涉及台湾问题的核心原则，保持战略自主，平衡处理对华、对美关系。面对未来，两国战略高层与有识之士应该共同创造积极友善的相互认知氛围。相互认知要秉持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共同理性面对中日邦交半个世纪的重要节点。中日两国应携手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促进地区稳定和区域融合发展，为东亚及世界和平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