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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10月12日发布执政以来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将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以对华竞争为主轴，概述了其为应对“两大基本挑战”，在国家安全方面已经实施和未来将要采取的战略。报告充分体现了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美国家安全政策转变的战略动向。
明确了美国所处历史方位及面临的时代任务。在特朗普政府提出“大国竞争时代”的基础上，报告开篇对当前美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出了新的界定，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后冷战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大国之间正展开一场决定未来走向的竞争”。值此转折之际，美国面临两大基本挑战：一是大国之间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而展开的竞争；二是粮食安全、传染病、恐怖主义、能源转型、通胀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这与特朗普时代对全球挑战的定位不同，报告将其上升为与大国竞争并重的挑战，并进一步阐明了大国竞争的目标与影响，即“塑造未来国际秩序”。同时，报告还明确，未来十年对美国应对两大挑战、特别是对华竞争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十年将决定美国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条件，应对全球挑战的机会之窗也将急剧缩小。如果错过时机，美国将丧失塑造未来国际秩序和应对全球挑战的机会。这也意味着，未来十年美国将采取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对华施压，中美爆发冲突的风险将会显著上升，中美关系亦将进入高危期。
首次郑重其事地将中国列为唯一既有意图又有能力威胁美国的竞争对手。2021年3月，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首次提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内部对如何定位俄罗斯非常纠结，报告的发布也因此被推迟。经过大半年的权衡，尽管目前俄乌冲突仍在加剧升级，但报告最终还是坚持之前的判断，并对中俄的定位进行了明确区分，将对所谓“中国挑战”的强化拉到新高度。报告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了不同挑战，“俄罗斯对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了直接威胁，肆无忌惮地藐视当今国际秩序的基本法律”；而中国则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有日益增强的推进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者”。这是美首次在《国家安全战略》中郑重其事地明确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提出优先考虑保持对华持久竞争优势，同时约束仍然十分危险的俄罗斯。此举表明，美国改变了以往视中俄为“同等威胁”的看法，不再将中俄“混为一谈”，将威胁模式由以往的“2+3”改为“1+1+3”。这意味着未来美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同时进行以中国为重点的“两线”大国竞争。而拜登政府也的确是将对华竞争作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轴，压倒性地强调与中国的竞争。报告在单独提及中国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合作的语言，但有关竞争的措辞出现了至少9次。
刻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进行区分。长期以来，美官方文件一直用“China”来指代“中国”，但今年上半年以来，美官员和学者在发表演讲和撰写文章时，开始刻意用“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英文缩写“PRC”来表示“中国”。报告延续了这一提法，在其内容中，“PRC”共出现46次，而“China”只出现了9次，其中多处还是在诸如“南中国海”“一个中国政策”等固定词组中出现的。这一用词变化，看似不经意，实则隐含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阴险用心。用“PRC”而非“China”指代“中国”，说明拜登政府有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传统认知意义上的“中国”加以区分，目的是要进一步挖空甚至是变相否定一个中国原则，从语义表述入手，在国际舆论上制造“一中一台”或是“两个中国”。
改进了以“民主”与“独裁”界定对外政策框架的方法。拜登政府执政初期，为摆脱美国面临的民主危机，采取了以所谓“民主”与“专制”界定对外政策框架的方法。但在实践中，拜登政府逐步意识到，以意识形态价值观框定国家对外政策存在明显弊端，其不仅无法适应政治制度多样且复杂的国际现实，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中俄的紧张关系，并让美国失去了拉拢其他“非民主国家”的机会。为此，报告在保留“民主”与“专制”框架的基础上，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方法。一是提出不寻求改变“非民主国家”的体制。二是明确只要认同美国提出的所谓“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世界愿景”，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么即便是那些“非民主国家”，或是与美国看法并非完全一致的国家，也将被美国视为伙伴。三是明确避免一味通过战略竞争视角看待世界，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做出自由选择。其他国家可以选择跟随美国对抗中俄，也可以只选择与美国一起应对全球挑战。这是美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做出的重大政策调整，一方面，其有助于美国组建更为广泛的“反华联盟”；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美国探索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现和平共存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改变了美国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倡导者的角色定位。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为赢得对华竞争，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投资自身”来增强竞争力。拜登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更多措施，执政伊始，其便提出打破内外政策界线，将强大自身作为解决内外挑战的基础。为此，报告特别提出，“战略性公共投资是21世纪全球经济中强大的工业和创新基础的支柱”，美国正在推行所谓“现代工业和创新战略”，其核心在于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推动私营部门创新，其中特别是要加强对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这是美国经济理念和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其意味着政府将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多作用，而这有违美国长期以来所信奉的社会经济理念。同时，报告并未像以往那样重申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强调将产业政策与限制技术共享相结合，这意味着美国将改变其长期以来作为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主要倡导者的角色。
显著降低了中东在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过去二十年，美外交政策主要关注来自中东和北非的威胁。尽管美国从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开始收缩在中东地区的力量，但中东地区在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此次，报告为突出中俄，明显降低了对中东问题的重视程度，不仅批评往届政府实施的“以军事手段为中心的政策”，更是明确提出要“摒弃宏大的设计，采取更加实际的步骤，推进在中东的利益”。未来，为更好地应对大国竞争，美国或将进一步减少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这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历史性转变，但多位美国专家指出，这一转变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近期种种迹象表明，中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仍然至关重要。
大幅提升非洲在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与中东地区的地位降低形成鲜明对比，非洲在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报告提出“非洲政府、机构和人民是一支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将在未来十年解决全球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虽然美国在以往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会提及非洲，但对其做出如此重要定位并专列一节则极为罕见。这主要因为“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年轻，流动性更强，受教育程度更高，联系更紧密。非洲国家是联合国最大的区域投票群体之一，他们的公民领导着主要的国际机构。非洲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口、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精神，加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有潜力推动变革性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因为非洲的实力和影响力上升，而当前中非合作蓬勃发展，这令美国产生严重焦虑感。因此报告提出“美非伙伴关系必须进行调整，以反映非洲国家在全球发挥的重要地缘政治作用”，并详细阐述了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方面调整美非关系的打算。10月10日，美国《国防新闻周刊》（Defense News）报道，美国陆军正加强与非洲各国部队合作，抗衡中俄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闻发布会上指责中国阻碍对非洲国家减免债务，要求中国参加谈判。这意味着，未来中非合作可能面临更多来自美国的干扰甚至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