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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新加坡作为国际化区域中心城市，相互存在着日益激烈的竞争。自2010年新加坡GDP超越香港（人均GDP更是大幅超越香港）开始，香港国际影响力被新加坡超越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香港最突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长期的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在2021年都已被新加坡赶超。那么，这种变化的根源何在，应该如何看待香港与新加坡的未来？
一、香港与新加坡GDP变化情况
1960年以来香港与新加坡GDP占全球份额及人均GDP变化情况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香港与新加坡GDP合计从1960年占全球份额的0.1463%，上升到2018年的0.8543%，增长了近5.84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南亚地区经济在全球影响力的大幅提升。
香港GDP从1960年占全球份额不足0.1%，逐步提高到1977年突破0.2%，1988年突破0.3%，1992年突破0.4%，1996年突破0.5%，1997年达到历史高点0.5637%。之后开始下跌，2004年跌破0.4%，2011年为0.3365%。2015年反弹至0.4%以上，2021年再次跌破0.4%，为0.3831%。新加坡GDP在1978年之前占全球份额不足0.1%，1979年突破0.1%，1992年突破0.2%，1996-1997年突破0.3%，之后回落至0.3%以内。2007年再次突破0.3%，2015年突破0.4%，2018年达到历史高点0.4354%，之后有所下降。2010年以来，除2015年和2016年，新加坡GDP占全球份额均超过香港，2021年比香港高0.03%（高出7.83%）。香港人均GDP，在1996年以前总体与新加坡差不多，1997年开始，香港人均GDP一度明显超越新加坡。但自2004年开始，新加坡人均GDP反超香港，并且差距不断拉大，2021年人均GDP超过香港达22985美元。
二、香港与新加坡的差异
（一）香港国际化起步早，但缺乏独立性。
香港自1842年被割让给英国以来，逐步融入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主导的全球殖民和世界贸易体系之中，成为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据点，并成为联通中国内地、东南亚国家和世界的桥梁，与印度孟买、澳大利亚悉尼互为犄角。到19世纪末期，香港的转口贸易崛起，在中国内地进出口贸易中独占鳌头。据中国海关统计，1880年与香港的贸易额分别占内地进出口总额的37%和21%，1890年上升至55%和37%。这些统计数据仅是海关的正当贸易，不包含走私数额。到20世纪初，香港的进出口贸易进入了黄金时代。1931年的进出口额分别为7.38亿港元和5.42亿港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及航运中心。巨大的商贸又拉动香港金融业高速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已有30余家银行，香港的金融业繁荣初具规模。1942年12月至1945年8月，香港曾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迅速接管香港，并很快颁布进出口贸易自由法令，帮助香港恢复转口大港地位，发挥其连接东南亚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枢纽作用。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后，港商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大量向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投资和转移普通加工业，抢占内地市场，获得可喜回报。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后，依托中国内地的大力支持，成功抵御了国际资本对港币的攻击，经济增长明显高于新加坡，但这也使香港更多地依赖内地。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直接融入国际市场后，香港相较内地独特的国际地位和窗口作用不断减弱。
与香港相比，新加坡的国际化发展起步要晚很多。新加坡也曾被英国殖民，受到香港崛起的重要启发，新加坡决心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加快国际化发展，并更加强调法制化，充分尊重民族、宗教、信仰，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由此推动其快速发展成为东南亚新的国际枢纽。自2004年开始，新加坡人均GDP超越香港的幅度不断提高。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速逐渐超越香港。
香港比新加坡缺乏独立性。香港曾经长期属于英国殖民地，中间一度被日本占领，长期被多国多种势力渗透，受外部影响深刻且复杂。中国内地推动改革开放后，香港在把制造业大量迁往内地的过程中，教育和科研并没跟上，转而过度依赖金融与房地产等服务业，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作为低税区又难以实现有效的转移支付。香港回归后，随着中国加入WTO日益开放，香港的国际化比较优势有所减弱，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率先弱化。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香港存在明显的依赖心理，社会治理不够科学，发展规划屡受掣肘。与新加坡相比，香港的发展危机感、改革主动性、实施有效性等不足，其发展规划与社会管理能力以及国际政治影响力等偏弱。其中，港币长期保持联系汇率制度，也使香港基本上丧失了货币政策自主权，与新加坡保持独立的货币体系相比，灵活性受到很大束缚。
（二）香港更具自然资源优势，但要发挥作用并不容易。
香港拥有陆地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人口总数750万左右，主要集中在港岛、九龙，已开发使用面积仅为25%左右，与深圳之间有大量土地未被开发。相比新加坡陆地面积710平方公里，人口570万左右，香港可开发土地资源比新加坡更加丰富，但受到多重因素影响，长期以来香港土地开发规划突破与实施难度非常大。
从地理位置上看，香港最大优势是紧邻中国内地，位处亚洲中心，与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领先国家和地区距离比新加坡更近。但发挥优势的前提是香港拥有明显领先于内地的国际化优势，能够成为内地与国际社会重要的出入口。如果内地自身国际化水平接近香港，或者内地与美西方国家“脱钩”，乃至受到美西方国家的制裁或打击，香港的作用和影响就可能大大弱化。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太平洋出入口，是海运横跨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可以辐射东南亚国家并与澳大利亚衔接，受外部影响相对较小。香港的国际地位被削弱，新加坡的国际地位反而会得到加强，甚至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新加坡作为连通双边的通道，更容易发挥香港无可比拟的特殊作用。
三、香港潜力巨大，未来依然可期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最大的优势。香港回归后，作为“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其区域国际中心的地位和作用要充分发挥并超越新加坡，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自身的积极有为。
第一，在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美国将中国列为“头号竞争对手”并不断加强对中国打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是否依然需要香港发挥连接与美西方的通道和枢纽作用？香港是应该完全内地化、一体化，还是应该长期坚持“一国两制”，保持不同于内地，而与美西方更接近的社会体制和法律体系？在这方面，答案是明确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绝对不能闭关锁国，必须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广泛联系。中国越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是需要保持与美西方国家连接的特殊通道。所以，“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这就需要香港更好地发挥连接中国内地与西方世界的通道和枢纽作用。
第二，香港、新加坡等区域中心能够在区域内脱颖而出，快速发展成为区域性国际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最基本的条件和保证是高水平的法制环境。要充分尊重国际规则，特别是能够得到发达国家的认可和接受，由此才能成为连接所在区域与发达国家的通道和枢纽，依托覆盖区域和发达国家更大规模的资源获得远超本土有限资源的发展。正如新加坡开国元首、国父李光耀所言：“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香港保持国际地位非常重要，应维护香港独立的司法权，要在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范围内，全力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和支持法官、检控人员和法律从业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维护司法公正和法治精神，增强市民和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的信心，为营造全球最佳营商环境和第一自由经济体并吸引广泛的国际资源保驾护航。
第三，香港必须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切实改进社会管理体系和管理效能。香港成为重要的区域国际中心，并不是香港本地人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更多地依靠外部力量的拉动与支持。但其在成为区域国际中心、现代化水平大大高于内地和周边国家情况下，自身形成强烈的优越感，进而强化对内地和周边的自我封闭，这使得香港回归后，自身的社会管理与新加坡相比，在危机感、紧迫性、主动性、能动性上存在明显差距，甚至难以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并引领大湾区发展。面对自己的相对优势不断弱化，不是深刻反思、勇于变革，努力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切实增强自身竞争实力，反而更多地怨天尤人，甚至把责任推向内地，寄希望于重回被发达国家殖民和引领状态，造成社会思维混乱、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稳定和发展深受冲击。这种状态不改变，香港要实现超越新加坡的更好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令人欣慰的是，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已经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变，开始进入“由治及兴”的关键期。在2021年特首施政报告首次提出“北部都会区规划”，明确将配合港深跨境口岸和交通基建，与深圳特区形成“双城三圈”战略性布局后，2022年特首施政报告进一步强调，香港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原则，优化管理制度，完善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能，加强教育科研，排解民生忧难，重夺土地主导权，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得天独厚优势，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参与内地庞大市场，深度融入湾区发展，积极进取引资引才，打造八大国际中心，切实增强发展动能，维护和谐稳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划，有清晰目标和具体措施，有说服力和吸引力。这充分反映出香港政府的深刻变化与积极进取。当然，这也需要中央给予香港更大的支持，甚至需要围绕香港作用发挥重新调整对周边地区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规划。
认知更清晰、行动更有力，让人对香港能够超越新加坡，实现美好未来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