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就业趋势与挑战：2003-2022年观察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自2003年开始做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已经积累了将近二十年的数据。今年我们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开展的全国300多所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调查的分析结果，包括历史长时段的分析和比较大范围的横向比较。

当前，高校毕业生整体的就业格局变得非常复杂。传统的青少年失业率问题，现在和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交叉在了一起。传统上劳动经济学研究发现，经济危机时期毕业生的就业面临很多挑战，主要原因在于需求侧高质量雇主消失，尤其是高质量中小型雇主的消失。但是今年的情况是，如陈云老师提出，高校毕业生可能出现“新三届”（2019-2021）的现象。这些毕业生在学习期间就面临着潜在的学习损失，如线下改成线上课、很多课程停开。尤其是实习实训环节的缺失，上半年很多外省市高职院校的学生不能返校，所以他们整个半年的实训环节不能参与，也不能完成和教育雇主的求职互动。这三届毕业生从学校到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及社会化过程存在缺失。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我国失业率增长一个点意味着400万人失业。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2020年是874万，2021年是909万，2022年是1079万，这中间如果有1%的学生不能就业，大概是10万、11万人的概念，我们是在非常大的规模和体量上讨论整个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长期发展问题。

首先看2003-2019年的数据。这期间我国经历过经济危机和市场危机。2003年是北大做就业调查的第一年，当时我们的创始人文东茅、闵维方、岳昌君教授研究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2003年和今年情况非常类似，出现了疫情累加经济危机。2009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产生了一定影响。2019年疫情之前，就业落实率（把已确定就业单位和应征入伍作为已确定就业率，教育部一般会包括升学，这里没有包括）整体来讲，专科生和本科生相比，就业落实率还是有提升，在2019年前后大概在80%左右。

关于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我们把自由职业、自由创业和灵活就业归为非正规就业。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整体趋势一致，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不论是在本科生还是专科生中都有提升，而且专科生群体比例一直要高于本科生。

关于升学的问题，本身不是高职就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近年来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本科生大概有30%的学生会选择升学，专科生中2019年前后大概达到16%，在2022年达到23%。

关于起薪的问题，麦可思的调查和我们的观察是一致的，近年来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但我们同时注意到本科生和专科生的差异越来越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进入了不同的行业、企业、部门，开启了不同的职业生涯。

关于学用匹配的问题，学历、专业与岗位的匹配程度，本科生相对学用匹配度更高。但不同届的高职学生，尤其可以看到2009年前后总体上有比较大的变化。最重要的两个趋势是高职毕业生选择的职业和行业出现了调整。我们一直在谈高等职业教育主要的目标是为就业服务，尤其是服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消费型服务业，这是其很重要的使命。从有专门调查高职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的数据以来，2009-2019年，包括今年，我们发现制造业仍然是高职学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制造业就业正在逐步被进入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所取代，因为疫情这一趋势目前也有所变化。在职业类型的选择上，高职毕业生的选择多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等，2003至2019年，专业技术人员一直是职业类型选择排名的第一、第二位，但是后面的排名有很大变化，越来越多高职毕业生从事的岗位出现调整。

我们认为以上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趋势意味着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可能更容易受到冲击的影响，就业的脆弱性提升了。根据社科院蔡昉老师和北大张丹丹老师的研究，他们发现失业群体中25-45岁人群受冲击更大，女性受冲击更大，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另外发现三产比二产受影响大，在全国层面也是如此。在行业方面是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市场购物、旅游、文化这些所谓的服务业领域受冲击大。而这些正是高职毕业生在大量涌入的领域。从企业规模来讲，中小微企业受影响最大，而影响的群体恰好就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

社科院劳经所高文书教授的研究同样发现，从行业来讲，同归为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的行业受影响很大。我们的基本结论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趋势可能使得他们更容易出现所谓顺周期的情况，受到周期的负向冲击影响。

那么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今年的毕业生是疫情以来第一届毕业生。我们开展了全国300多所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的调查，样本量在全国有21万左右。我们的调查有非常明确的抽样框架，是较好的全国代表性样本。初步分析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对比2003-2019年的趋势会发现，2019年就业落实率全国平均在80%，今年调查发现到7月31日为止，全国范围是61%左右。以往调查中，正规就业的比例一直在80%及以上；但今年的调查发现，正规就业（正规就业指已确定就业单位或应征入伍，没有把升学纳入进去）的比例不足半数。

2019年升学比例大概是在16%，但今年的比例达到23.1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受疫情影响，今年很多省份的专升本考试相应向后推迟，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实际上是对实际升学情况的低估。

今年高职毕业生选择体制内就业的比例也相当高，大概有37%的学生选择不同类型的体制内就业。从就业的地点来看，近45%的学生在基层单位就业，就业的单位是在县级市、乡镇街道、社区和村居单位。这和我们以往所认为的人口一定会向大城市集中，而且会向省会城市和地级市集中有一个反差。上海复旦大学陆铭教授对大国大城的研究，认为高技能人才会向大城市集中。但是最近美国文献发现，本科毕业生会向美国大城市集中，而社区学院的毕业生、副学士学位获得者会向中小城市集中，主要的区别在于社区学院毕业生找到的工作收入比较低，它需要低生活成本、低房租，但也要承受比较低的社会服务。我们今年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

高职毕业生起薪的主体区间在2000-5000元，毕业生整体可以接受的预期水平有非常大的下调，和陈云老师分享的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的收入预期指数非常一致。

最后主要谈的是就业质量问题，主要指毕业生是否能够获得具备五险一金的工作。大概有半数的毕业生（60%多）表示第一份工作提供完整五险，但大概8%-9%的毕业生工作单位完全不提供五险，还有一些毕业生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工作的劳动保障情况。至于就业匹配程度，今年基本对口比例是42%。

我们对比长时间历史数据和今年的情况得出了以上的基本结论。总体来讲，高职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也存在有希望的调整方向。

就业要和产业链、职业链结合起来。以往的研究证明，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有利于提高就业质量，尤其是今年我们的调查区分了在校企合作的企业、实习的企业就业的学生和其他的学生，在校企合作企业实习并就业的学生就业质量整体比较高。

不论现在的政策导向如何，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确出现了“立交桥”式或者所谓的“贯通培养”模式，更多的学生会选择通过升学的方式把自己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结合起来。在这个形式之下，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要考虑，如果有1/4的学生已经选择升学，我们要为他设计一个有利于其职业发展的培养模式。

我们认为应特别关注今年疫情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学生在线学习时缺乏师生互动，不能顶岗实习，缺乏和雇主及工作环境的互动，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或社会化过程的缺失，进而影响他们的求职和就业。此外，在疫情冲击的条件下，高校应该关注如何通过在校期间的课程或其他活动来提升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提升非认知能力、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我觉得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因为疫情所造成的学生人力资本发展滞后和社会化过程缺失带来的就业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