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23年10月23日至24日,第八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京举办,主题聚焦全球秩序、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国际规范与全球治理等热点领域。以下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相关发言内容。
博雷利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抱怨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称这种不平衡还在恶化。他把这一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是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长期遭遇困难的结果”。他称,欧洲对华投资急剧下滑,达到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现在中国市场上几乎没有来自欧洲的新投资者。
我认为中欧贸易出现逆差的原因很多,不仅仅是欧方说的进入中国市场难的问题。中国想买的欧洲产品太多了,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但欧洲卖吗?中国的企业对到欧洲投资和并购的意愿非常强烈,但欧洲设置了不少门槛,特别是主要针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机制,使中国的企业对赴欧投资和并购望而却步,令中国对欧投资断崖式下降。博雷利先生说,欧洲对华投资急剧下滑,而且没有新的投资者,我认为这是因为欧洲的企业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因此都在驻足观望。这与欧洲对华采取的消极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欧洲不断强调要对中国“去风险”,要把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利益之上。那谁还敢到中国投资兴业?因此,对于中欧经贸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欧洲不能只从别人身上找问题,而更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试想,欧洲如能采取积极友好的对华政策,欧盟能批准《中欧投资协定》。我想,大批的欧洲企业都会涌入中国,中欧之间许多的经贸问题都会解决。
关于“去风险”问题,博雷利先生在他的演讲中也做了很多解释,认为是为了保护欧洲的经济,不是出于政治原因,不是针对中国的敌对措施。博雷利先生认为,中国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任何一个国家,企业在做生意、做贸易、搞投资等方面都需要有防范风险的意识,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去风险”作为与一个国家打交道的国家政策,并明确地指向一个国家,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或经济上的常识问题了,而是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并且是对一个国家不友好、不信任的国家政策。这会严重制约和阻碍双方的合作。中国政府从未讲过要对欧洲“去风险”,中国也不会这么做。
博雷利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了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模棱两可的立场让人难以琢磨”,认为“拒绝在侵略和受害者之间做出选择的做法在欧洲并不受欢迎”。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有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对引发这场冲突的根源也有自己清楚的看法和是非观。欧洲不能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人,更不能搞“双重标准”。美国干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事比比皆是,侵略别的国家的事也不胜枚举,但欧洲谴责过吗?欧洲在重大国际事件上选择性失声和选择性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也并不少见。因此,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不需要欧洲教中国怎么做,中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博雷利先生在他的演讲中还特别提到了台湾问题,并表达了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核心是“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也是中欧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最近几年,欧洲一些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踩踏一个中国政策的“红线”,不断发展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提升与台湾交往的官方级别。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和内政的干涉。中国是不能容忍的,必须对这些国家予以警告和做出强烈的反应。而欧盟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则认为,中国的警告和反应是搞“胁迫”“恐吓”,这显然是颠倒黑白,不分是非。如果有人损害了欧盟或者欧盟成员国的核心利益,你们能不做警告和反应吗?如果做了就说你是“胁迫”和“恐吓”,你们能接受吗?我希望欧盟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也要学会换位思考。
我非常赞同博雷利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提出的中欧之间要重建信任,信任始于中欧之间的人文交流。国际格局的变乱交织、三年疫情的阻隔,以及中欧各自发生的变化,使中欧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严重缺乏,互信受损。双方要克服各种困难,大力开展在各领域、各层级上对话交流,尤其是人民之间的交流。交流一定会拉近双方的距离,缩小双方的分歧,一定会有助于双方的理解和互信。
我对中欧关系的发展抱有信心。在我看来,单就中欧而言,没有多大的分歧和矛盾,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完全可以求同存异,相互依存,互利共赢。我本人及我所在的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也将会致力于推进中欧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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