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出口电商合规与权益保护

 

一、出口电商行业发展现状与困境

（一）出口电商行业发展迅猛

近年来，我国出口电商行业保持较快增长。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B2B）2.11万亿元，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55万亿元，同比增长11.7%[1]。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跨境电商相关企业3.39万家。近5年来，我国跨境电商相关企业注册量逐年上升，2021年新增1.09万家，同比增长72.20%。从区域分布来看，广东以9291家跨境电商相关企业排名第一，浙江和山东两省分别有3836家和3207家，排名第二、第三[2]。

我国出口电商物流和支付等周边服务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出口电商产业生态日渐完善。物流方面，截至2022年，我国出口电商海外仓超过1500个，面积约1900万平方米，同时通过划分区域、规范库内作业等方式逐步实现了精细化管理。支付方面，我国跨境支付企业正有针对地为中小电商企业跨境B2B收款提供更加综合和完善的服务。在软件运营服务（SaaS）方面，据艾瑞咨询测算，2022年我国跨境电商SaaS市场规模达到103亿元，同比增长40.2%，呈现持续扩大趋势[3]。

 

（二）出口电商企业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部分海外电商平台和支付企业大幅调整并收紧运营政策，令我国部分出口电商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以美国亚马逊（Amazon）、贝宝（Paypal）为例，这两家海外电商平台和支付企业在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和第三方支付市场中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几乎已成为我国电商企业出海经营无法绕开的选择。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的数据，亚马逊占据美国电商市场约40%的份额，占据加拿大市场44.2%的份额。同时，中国卖家在海外电商平台所占份额也在持续上升，2022年中国卖家商品交易额占亚马逊商品交易总额的26%。根据德国在线数据统计门户Statista官网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贝宝在全球线上支付市场的份额约为42%，在美国、欧洲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线上支付市场的占比更高达80%以上。第三方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市场对贝宝跨境支付业务贡献率为20%。

2021年5月开始，亚马逊对大量中国卖家采取封店、封号、冻结资金等处罚措施，给我国出口电商企业带来巨大损失，也为其未来业务增加了不确定性。据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数据统计，2021年被亚马逊封店或冻结款项的中国卖家数量逾5万，预计损失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2022年，贝宝针对大量中国卖家采取账号冻结和余额清零行动，对每笔涉嫌违反其使用规则的交易直接扣划2500美元作为赔偿款。据跨境电商业内不完全统计，中国卖家被贝宝冻结和扣划的资金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尽管亚马逊、贝宝等平台方运营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值得商榷，但“封号潮”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部分出口电商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例如多账号运营、刷单、操纵评分、货不对板、侵犯知识产权等不规范经营行为。

 

二、出口电商企业的维权措施

在亚马逊、贝宝等平台收紧运营规则后，受到影响的出口电商企业主要采取申诉、提起仲裁、诉讼等方式维权。

 

（一）申诉

申诉是一种平台内部维权方式，成本相对较低。以亚马逊为例，当商品被下架或账户被暂停销售时，卖家可向亚马逊提交行动计划书（POA），以要求恢复商品销售或账户销售权限。亚马逊要求，一份有效的行动计划书至少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过去发生了什么导致问题出现，二是已采取哪些行动来解决问题，三是未来将采取什么行动防止该问题再次发生。

从行动计划书要求的内容看，自认违规是卖家申诉的前提，因而一些卖家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会违心承认违规，以降低恢复商品或者店铺销售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此外，在递交行动计划书之后，亚马逊还要求卖家配合参与“视频认证”流程，视频认证需要由卖家的法定代表人亲自参加，携带亚马逊要求的各种证件和资料，并一对一回答工作人员的提问，问题通常涉及公司运营的诸多细节。颇高的视频认证要求降低了申诉成功率，因此即便进行申诉，遭遇“封号潮”的大部分卖家最终还是被认定存在违规行为，不予解封账户，继续冻结资金。

 

（二）仲裁

在通过申诉无法解封账户的情况下，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便成为卖家的唯一选择。根据亚马逊《商业解决方案协议》（Business Solutions Agreement, BSA）约定，因账户运营产生的争议应交由美国仲裁协会裁决，但卖家通过仲裁拿回冻结资金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先前申诉时自认违规构成不利证据。对于没有操纵评论、也没有自认违规的卖家，亚马逊很难提供有力证据来证明卖家违规。但如果卖家先前在行动计划书中自认违规，相当于“自断后路”，案件胜诉将变得非常困难。二是仲裁费用高昂。根据美国仲裁协会规则，争议金额在50万美元以下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仲裁费在5000美元以下，但BSA仲裁条款更改了这一规则，约定卖家索赔金额在5万美元以下才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超过5万美元则必须走普通程序，仲裁费高达3万至5万美元，这极大加重了卖家维权负担。

 

（三）诉讼

根据亚马逊BSA第18条，电商企业与亚马逊之间的争议应通过美国仲裁协会解决，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该条款还禁止以集体诉讼形式起诉亚马逊。针对亚马逊的封号行为和资金冻结问题，2021年9月多家中国电商企业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对亚马逊提起集体诉讼，但该诉讼最终被法院驳回，法院认为BSA仲裁条款有效，相关争议应通过仲裁程序、而非诉讼解决。
针对贝宝的维权诉讼同样存在难度。贝宝用户服务协议约定的争议管辖机构为新加坡法院，中国卖家如基于合同纠纷提起对贝宝的争议解决程序，必须向新加坡法院提起诉讼，面临周期长、诉讼成本高的问题。

此外，为数不多的出口电商企业正在进行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尝试。据悉，已有卖家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亚马逊提起此类诉讼。

 

三、保护我出口电商企业权益的未来路径

（一）企业自身需加强合规建设

为更好防范应对相关风险，企业应了解目的地国家的法律法规，学习平台运营规则，增强法律意识，加强内部合规体系建设。出口电商企业在开展业务时，应至少注意知识产权、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广告营销、进出口贸易、税务等七个领域的合规问题，必要时需聘用专业律师和咨询机构提供合规咨询与支持。

（二）监管部门需给予有效引导与支持

我国政府部门一直高度重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2022年，我国加快推动跨境电商标准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跨境电商标准体系持续完善，与相关业务的联系更加紧密。针对出口电商企业海外合规风险，监管部门可考虑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一是出台全国出口电商企业合规指引。2022年9月，广州市制定并出台《广州市跨境电商行业合规指引（试行）》，为本地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经营规范。为增强出口电商企业的合规意识，规范经营行为，并促进出口电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亟需由相关监管部门牵头制定全国性的出口电商合规指引。指引内容可结合出口电商行业实际情况，构建分层、分级、分平台的境外风险防范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从企业资质、产品管理、关务管理、平台管理、资金管理、合同管理、税务管理和数据管理等方面细化合规要求，加强出口电商企业对海外经营风险的识别、规避和处理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监管职能，维护出口电商企业合法权益。除要求出口电商企业加强合规经营外，对平台企业特别是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大型跨国电商与支付平台的经营行为亦应加强监管。与出口电商卖家相比，大型跨国电商与支付平台具有明显的市场支配地位与交易优势，普通卖家无法协商或修改其制定的开户协议，协议中的部分规约条款存在打击面过大的问题，部分内容甚至涉嫌违法。电商与支付平台为中国卖家提供服务，应遵守中国法律。相关监管部门可充分发挥《反垄断法》等法律的域外效力，有效运用关注、约谈等软性执法手段，规范与纠正各类平台企业可能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高校与专业机构可提供更多配套服务

我国出口电商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高等院校、法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提供更多助力。首先，加强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出口电商企业，需要一大批拥有数字技术知识及互联网思维和熟悉商务运营、国际贸易规则及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高端人才。为此，高校可开设相关专业，提高培养层次，开发专门教材、课件和教学平台，探索产教融合的育人机制。其次，为出口电商企业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在出口电商企业出海前，法律服务机构可为企业搭建合规管理体系，梳理业务流程，发现潜在合规风险，并提出相应整改措施。在出口电商企业遭遇经营困境或权益受损时，法律服务机构可为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协助企业维权，以尽可能降低企业损失。再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沟通与桥梁作用。电商行业协会需随时收集相关需求与信息，并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准确反映企业诉求，同时还要充分调动专业机构资源，采取创新性举措，更好维护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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